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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杰弗里·薩克斯、西比勒·法爾斯，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以色列拒絕巴以問題上的“兩國方案”， 因為它宣稱一個擁有主權的巴勒斯坦國會嚴重危及自身的國家安全。事實上，正是“兩國方案”的缺失才令以色列處于險境中。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土地的非法占領、對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持續的種族隔離統治以及為維護這一統治所采取的極端暴力行動，都令以色列的生存陷入岌岌可危。目前以色列面臨嚴峻的形勢，從全球層面的外交孤立到持續的戰火，包括戰爭帶來的巨大的經濟、社會與財政損失。

以色列基于三個基本理由反對“兩國方案”，這反映了以色列社會的一系列意識形態與利益訴求。

首先也是最主流的一種主張認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世界無法同以色列共存，前者一心想要摧毀以色列。第二個理由是在以色列正迅速擴張的宗教民族主義群體中的一種信念，即從幼發拉底河到地中海沿岸的土地，包括整個巴勒斯坦，都是上帝許給猶太人統治的領土。我們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了這種意識形態并指出，它已經與今天的現實脫節了約2600年。第三種主張旨在關注直接的物質利益，即以色列希望通過持續控制這片土地獲得本地區的淡水資源、沿海區域、近海的天然氣資源儲備、旅游景點和定居點土地的權益。

9月28日，約旦河西岸，一群以色列游客在以軍士兵持槍保護下在希伯侖參觀游玩。 視覺中國

這一系列出發點不同的動機混雜在一起，構成了以色列長期拒絕妥協的立場。然而，無論是單獨拎出來還是作為一個整體，它們都不足以構成以色列反對“兩國方案”的理由，從國際法與公平正義的角度來說肯定不足，但就算是從以色列自身的安全或狹隘的經濟利益角度出發也是如此。

考慮一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9月27日在聯合國重申的關于以色列國家安全的主張。他指責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特別是馬哈茂德·阿巴斯主席“對以色列生存權和自衛權發動持續的外交攻勢”。

內塔尼亞胡演講結束后，站在巴勒斯坦總理穆罕默德·穆斯塔法身旁的約旦外交大臣艾曼·薩法迪在新聞發布會上回應了內塔尼亞胡的發言：

“在座的阿拉伯世界所有代表都希望實現和平，讓以色列生活在和平與安全的環境中，能夠被所有阿拉伯國家接受并實現關系正常化，但前提是以色列結束占領、從阿拉伯領土上撤出，允許在1967年6月4日的邊界線基礎上建立一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主權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薩法迪大臣是在代表穆斯林-阿拉伯委員會的57名成員國發言，這些國家都愿意在“兩國方案”的基礎上“保障以色列的安全”。薩法迪大臣與巴勒斯坦總理一道闡述了中東地區的和平方案，作為替代內塔尼亞胡發動無休止戰爭的方案。

2024年5月，阿拉伯國家聯盟首腦理事會第33屆會議發布的《巴林宣言》代表22個成員國再度重申：

“我們呼吁國際社會承擔起責任，繼續努力推進和平進程，在‘兩國方案”基礎上實現公正與全面的和平，這包括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1967年6月的邊界為基礎，能夠依照具有國際法約束力的決議和既往提案，包括阿拉伯和平倡議，與以色列共享和平與安全。”

許多阿拉伯和伊斯蘭方面的和平聲明，包括伊朗多次參與簽署的伊斯蘭合作組織（OIC）的聲明，都可以追溯到2002年在貝魯特發表的阿拉伯和平倡議——這是阿拉伯國家首次提出，愿意在“兩國方案”的基礎上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系。這份倡議還宣布，實現和平的基礎是以色列從占領的巴勒斯坦、敘利亞與黎巴嫩土地上撤出。

以色列則宣稱，就算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希望實現和平，哈馬斯也不同意，因此構成了威脅。這里有兩個關鍵的問題。首先，哈馬斯早在7年前（也就是2017年）公布的憲章中就接受了“兩國方案”。“哈馬斯認為，按照1967年6月的邊境線，建立一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主權充分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并以耶路撒冷作為首都，讓難民和流離失所的平民返回他們被逐出的家園，是一份代表全民共識的方案。”

今年，哈馬斯再度提出解除武裝以換取按照1967年的邊界建國。結果，以色列暗殺了哈馬斯政治領導人兼停火談判代表伊斯梅爾·哈尼亞。

其次，哈馬斯遠遠算不上一個獨立的行為體。該組織依賴來自外部，尤其是伊朗提供的資金與武器。在聯合國安理會監督下實施的“兩國方案”將包括解除非國家行為體武裝、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供共同安全安排等內容，這符合國際法以及國際法院最近的裁決，而伊朗也在聯合國大會上投下了贊成票。

哈馬斯僅僅是以色列固執己見的借口，而不是深層原因。顯而易見的是，內塔尼亞胡多年來依靠分而治之的策略，悄無聲息地支持哈馬斯發展壯大。這一詭計的目標是阻止巴勒斯坦不同政治派別團結起來，阻撓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發展出一份全面建國的方案。數十年來，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目標始終是利用各種借口來阻止巴勒斯坦建國。

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經常宣稱，2000年戴維營談判的失敗證明巴勒斯坦人拒絕“兩國方案”。這種說法并不正確。正如許多人，包括克萊頓·斯威舍（Clayton E. Swisher）在《戴維營的真相：中東和平進程崩潰的不為人知故事》一書中詳盡描述的那樣，2000年戴維營談判失敗的原因是比爾·克林頓在最后關頭采取的談判方式，加上時任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出于政治上的懦弱，拒絕履行《奧斯陸協議》中對以色列規定的義務。

2000年的戴維營峰會上，美國總統克林頓與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左）、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領袖阿拉法特（右） 資料圖

隨著戴維營談判期限的臨近，克林頓與那些公開偏袒以色列的美國談判代表一樣，扮演了不誠實的中間人角色，他們拒絕承認巴勒斯坦對1967年邊界的合法要求，并敷衍應付巴勒斯坦在東耶路撒冷建立首都的要求。以色列人及其美國支持者突然拋出的“最終方案”根本沒有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利，也沒有留給巴方代表足夠的時間商討回應與替代方案。隨后，美國人和以色列人不公正地將談判失敗歸咎于巴勒斯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