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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言商”是句俗話，原本意思是說商人就該逐利，以商業邏輯看待人情交往，天經地義無可厚非。今日提這話，則蘊藏了另一番滋味：商人（企業家）要不要參與政治？要不要和政治家交往？

石柱一：上下島與上下船

《南都人物周刊》最近推出了一個封面，王石、任志強、王功權集體為一個叫王瑛的女企業家站臺陪襯，因為她被南都譽為“公民企業家”。

文章開頭說：最近，企業家的社會態度與聯合自救的表達，成為被廣泛關注的焦點。而這一切的源頭，很大程度來自于正和島島民、企業家王瑛因反對“柳傳志的在商言商”而公開發表的“退島聲明”。近年來，重慶“黑打”中企業家的遭遇，吳英案、曾成杰案等，給企業家界帶來了強烈的震動，引發了兩極反應，一種是企圖遠離政治的“在商言商”，一種則認為避無可避，只能直面。近日，王瑛就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中國市場經濟現狀等話題，接受了南都評論記者的專訪。

王瑛接受專訪時說：“中國經歷過把私有制連根拔掉、傳統社會結構被徹底粉碎、文化傳承以及中西方交融戛然而止、全面封閉的社會形態。迅速傳播和蔓延的集體恐懼是大規模倒退回文革類社會形態的序幕，一切將從制造集體恐懼開始，從制造對恐懼的恐懼開始，對此，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再為制造恐懼的人和勢力幫腔，推波助瀾。

曾成杰的案子也給這個話題做了一個注腳：其一，表明無論是‘在商言商’，還是一味地妥協躲避都保護不了自己；其二，說明企業家應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把捍衛自身的合法利益，包括維護私有產權、保衛市場經濟、建設法治國家，作為自己的責任。”

再看看文章后半段王瑛講到的具體近期目標：“我們還要合理合法地在一些通常被認為有風險的領域中開始行動。要正視風險，努力排除風險的可能性，把所謂的風險降到最低，保證參與其中的企業家的安全。比如，我們可以探索和推廣企業家互助的組織模式，在企業家遇有意外事故（如車禍）、大病脫崗（如癌癥）、突發羈押等情況下，能夠即時啟動相關救助。再有，我們要啟動以修訂刑法經濟類犯罪條款為目的行動，努力排除其中一批‘口袋罪’對企業家人身、財產、經營權利方面的侵害和損害。”

點評：

先說下王瑛“退島”事件。有個依托于互聯網的民間組織“正和島”，加入者都是商界精英，據說加入它的會費要好幾萬而且對資格有嚴格限制，大致來說，是個有點“柳傳志及他的朋友們”味道的組織。因為會費貴，我沒資格加入，所以可能描述不準確，先求諒。

這個組織的存在不是為了吃喝玩樂，而是交流，除了人脈項目，主要的話題之一就是談宏觀經濟和政治。本專欄第一期就寫過一則關于張維迎教授的評論，張就是在正和島打達沃斯夏季論壇的擦邊球、在大連搞的同步論壇上發言的。

柳傳志6月份的時候在正和島一次內部聚會上提出，以后要“在商言商”，言下之意就是不聊政治了。部分原因是老柳之前吃了個虧，他說的一番話“一人一票搞選舉，就會分了私人財產，把中國拉入萬劫不復的場景” ，被輿論猛批。總之老柳“縮了”。

于是本來名不見經傳的王瑛跳出來，宣布“退島”，還發了個聲明，稱柳傳志作為業界代表，自己可以不談政治明哲保身，但是不該公開這么說，讓她和其他不愿意在商言商的“公民企業家”寒了心。

但你可以看到，柳傳志和王瑛的訴求其實是一樣的，就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區別是老柳混江湖久了，知道把民眾都煽動起來，第一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而王瑛代表的那派覺得民眾沒政府可怕，強勢政府的存在隨時可能讓企業家成為“重慶黑打受害者、吳英、曾成杰”們，所以應該提出政治主張，應該讓商界代表成為能跟政府博弈的政治力量，推動法治建設，保護企業家的既得利益。

研究過一點東西方歷史比較的學者都基本接受一個結論，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社會之所以走上今天的以議會選舉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城邦內的商人階層力量的強大，他們一直作為社會的一個基礎力量存在，并且通過雇傭兵、財政貢獻、教會捐贈等行為，影響著社會的政治、戰爭、外交、宗教等幾乎所有層面。而中國為代表的東亞社會模式，即使進入高度發達的民間商品經濟時代，商人依然絲毫沒有社會博弈基礎，隨時可能被政治權利殺頭抄家沒收私產，而他們的發家基礎，往往也是胡雪巖式的官場附著品。

這個研究結論并不復雜，所以被廣泛傳播和接受，于是在很多人看來，商人不該“在商言商”成了一種政治任務，尤其是以采訪王瑛的《南都》為代表的希望推進全民參政搞“小政府”的那股力量，之所以多年來熱捧從王石、王功權到柳傳志、馬云，實際上是看重他們是一艘大“船”的舵手，這艘船被幻想成能夠在復古的歐洲中世紀模式的商人階層的推動下，到達“公民社會”的彼岸。

愿望和現實的差距就是在重復刻舟求劍的故事。西方商人階層的力量興起并非沒有歷史背景，他們的抗爭和博弈不是為了“成為公民”，而是為了“私產”；過程也是極其殘酷和黑暗的，客觀地說，他們是“沒出路”才走到了這一步，也就如馬基雅維利說的“目的可以為手段辯護”。

而今天的中國，如柳傳志這樣的老江湖其實已經看出苗頭不對了，你可以說他是“江湖越老膽越小”，但側面也說明他認為“沒到必須跳出來的那一步”。我大膽揣測老柳的內心：文革不可能再來，相比憤怒的網民們，政府倒是更值得相信能保護私產，現在要小心的不是被人羈押了，而是被人綁票上了那艘開向彼岸的大船！

王瑛愛說“以合作為底線的博弈”，問題是博弈的訴求在哪？如果是要參政議政，我相信正和島上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比任何民間俱樂部都多，如果是推進法治反對文革，那找兩個寫手鼓吹下就行。莫非是希望像臺灣一樣，搞個“立委”干干，一面洗白了以前行賄拿地拿貸款的底，一面可以上電視演講下地頭和選民握手，過上薛蠻子也羨慕的生活？

石柱二：玩仿真槍長大的富二代

老一輩企業家，無論相不相信在商言商，反正他們都還挺熱衷政治，即使回避，也是一種態度，年青一代則徹底來了個大變樣。

前中國首富宗慶后被砍傷，在報道中，不少媒體都提到了其女宗馥莉不久前發表的這樣一番言論：8月26日，宗馥莉在接受采訪時直言娃哈哈已經到了一個“危險時期”，引以為豪的經銷商體系實際已成為娃哈哈的弱勢、長線產品缺失、多元化業務泛濫。更生猛的還有，她聲稱作為企業主，花費太多精力去“跟政府打交道”讓其倍感頭痛：“我覺得政府需要面對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永遠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樣。”

而當媒體問及“難道要把企業整個搬到國外去嗎？”宗馥莉反問，“真是有可能，你知道李嘉誠都已經搬出去了，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

宗馥莉并非特殊的一個，據專欄作家徐達內統計，實際上“企業家族接班人”們存在著普遍的厭煩和政界打交道、不愿思考政治問題的態度。

一家崛起于廣東客家的上市公司老總的女兒萬青，不到30歲已經在十多家企業掛名董事長或者董事。在處理各種“關系”上，她有時的確笨拙，她甚至在入籍加拿大時，和加方官員大吵一架，攪黃了面試。回國后，作為一個企業的高層管理者，至少名義上如此，萬青參加過一些政府組織的活動，既有說明會，也有為拉近關系服務的場合。但這些因為她的不太重視而沒有在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對國家大事還算感興趣，喜歡聽聽看看，但不會做深入的研究。”她一度熱衷于微博，喜歡關注和轉發各種流行的言論。至于那些官媒和他們宣揚的價值觀，她則直白地表示，“鄙視！”

“二代企業家的成長環境，尤其是留學回來的，更為自由、平等、單純，他們往往做不來放低尊嚴的事情，對復雜的人情世故也更為厭倦。”王大騏正在寫一本關于富二代的書，為此尋訪了不少與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對于他們無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現實，他如此解釋。

點評：

我認識一些“富一代”，很多都為兒女如何接班花了很大精力。圈內比較流行或者說“正確”的路徑是，送去國外留學長知識開眼界，然后回國刻意從企業“底層”做起，比如在車間里縫鞋子擰螺絲，然后逐步學習一步步的管理手法，從小組長干到董事長。老板們自認為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了，應該是個不錯的計劃。

然而他們忽略的一點就是，孩子其實還是在一個“仿真環境”里長大的。出去念書，有幾個體會過考試的壓力？在企業內即使是一個小工，班組長也知道這是未來的董事長，誰敢給他（她）臉色看，誰敢搞人斗人？企業和政府的那些貓膩，孩子們還小不必知道，反正老子搞定了，于是孩子覺得，我們靠商業規則在商言商不是一樣玩得轉？

玩得轉，你玩得轉的是把仿真槍！

所以這幫接班人們跟張教授、大V、時評人其實是一回事，比如張教授，評論了一大把，你真到經濟學界認可的國際期刊上搜索下他署名的論文，就知道他原來是玩仿真的。所以他們都認為，政治和做生意可以沒關系，宗家跑去英國也能做好生意，底下宗老頭回想起當年自己賴婚達能的事兒，血壓真是颼颼地飚啊；所以大V們也整天吹，什么中國農民多，什么中國底子差，什么中國模式搞得還行，都是扯淡，和老子在臥談會上聽來的倫敦、紐約發生事兒比都不值一提。

相比他們，我真是覺得，柳傳志真不是蓋的，兩把刷子刷起漿糊，剛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