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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趙珺婕】

歐洲多元主義時代的終結

觀察者網：盡管今年有新冠疫情籠罩，但歐洲的問題依舊難以遮掩，特別是難民和宗教問題。臨近年底，法國爆發了“斬首”事件，馬克龍甚至要求法國穆斯林信仰委員會在15天內提交一份“共和國價值憲章”，這種強硬做法還是挺讓人意外的。您怎么看馬克龍近些日子對國內穆斯林團體的態度？他所謂的“共和國價值”都有哪些內涵？

姜鋒：這樣的一個舉動對法國而言，對其他西歐國家也如此，是對其過去若干年當中推行文化多元主義政策和信念的糾正。這些國家曾經認為自由民主的制度中應該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信仰，自由和博愛至上。

法國“斬首”事件中的遇害教師（圖片來源：AFP）

在對待宗教信仰問題上，它們認為這完全是私事，甚至是隱私，國家對此不應加以干涉。那時候的歐洲，主要是西歐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很好，在全球范圍內處于文化優勢地位，在信仰和價值觀上有充分的自信和優越感。但，時代變了。

二戰后至今的世界政治格局變化不斷加劇，歐洲面臨各類來自域內外的挑戰，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革命，社會整體處于劇烈的轉型分裂之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在加強，人和政府之間的信任被不斷瓦解，而政府越來越缺乏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選期執政的有限政府阻礙了政治精英判斷和解決社會挑戰的長遠眼光與戰略能力，社會分裂和政治力量的碎片化相互推動，傳統的制度劇烈動搖。

在法國，公民對法國政府的信任始終是個問題，無政府的分裂和不同宗教信仰人口之間日益尖銳的沖突狀態成為政治文化的特色，這一點從持續的黃背心運動和頻繁發生的宗教極端暴恐事件中即可看出。傳統的自由主義治理模式正與時代現實在分道揚鑣。

法國巴黎的黃背心示威人群（圖源：AFP）

法國這一次的舉動被視為近年來持續調整文化多元主義政策，修正與此關聯的社會政策的強有力行動，有歐洲媒體稱贊馬克龍總統敢做敢為，是率領歐洲抗擊異文化攻擊的英雄。

長期以來，基督教傳統的歐洲在世俗主義的演變中不斷“去基督教化”，卻相對地給伊斯蘭教等非基督教宗教提供了數量和質量擴展的空間，當前，非基督教人口已占歐盟人口8%左右，在法國等國家已過兩位數，社會人口和宗教結構在發生劇烈變化，并部分地浸透了社會和政治化矛盾后，形成極端力量，對歐洲傳統價值體系構成威脅。

但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主張維護歐洲傳統的“主導文化”或者“主流文化”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是對不同族群和文化的歧視，很少有人敢觸碰這些話題。

在現實中，多年來大量歐洲以外的難民或移民涌入歐洲，帶來異文化、異信仰，在歐洲大地上催生的接受和融入的矛盾和沖突撕裂了歐洲各國社會，強烈動搖著歐洲追求的普世意識形態，“去多元化”實際上已是歐盟各國不得不采取的政策選擇。

而馬克龍總統領導下的法國正在引領歐洲“回歸傳統價值”，終結歐洲多元主義時代。在劇烈的矛盾和沖突中，歐洲將有新的開始，這或許意味著歐洲正在朝構建意識形態聯盟的道路上行進。

觀察者網：馬克龍最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對抗多邊主義危機首先要做好意識形態工作，這是當務之急。他一直對歐洲有一種深深的思想性危機感，能感覺到他在追求一種歐洲人的歐洲。這種追求是不是會把世界推向意識形態對立，使全球化發展進一步遭遇阻礙？

姜鋒：馬克龍總統把多邊主義和意識形態混為一談，這本身是矛盾的，是對國際形勢的歐洲主義的解釋，或者說是對現在真正的、普遍意義的多邊主義的一種逆動。

法國總統馬克龍（圖源：澎湃影像平臺）

就世界秩序而言，多邊主義是關于國與國之間良性互動、和平相處與共同發展的信念和秩序，首先具有社會經濟的意義，也是一種能夠解決全球發展問題、環境問題以及和平問題的途徑。而意識形態強調的是一種身份共同、優越感，歐洲向外推廣價值意識形態，本質上是想讓非歐洲的文化或國家去接受歐洲人定義的一種普世價值觀。

這本質上是一種號稱多邊主義的、自我中心的霸道，以霸道為基礎的多邊實質上還是單邊，說到底是單邊主義的“多邊主義口號”。簡言之，歐洲對外推行的“基于價值觀的多邊主義”，實質是單邊主義。我覺得，歐洲政治家應該有一種切實的、可持續的、平等的、共享的多邊主義的追求，而不應該打著多邊主義的口號把單邊主義價值觀強加于人。

國與國之間應該是平等的，互利的。“多邊”本身就應該是一個“普遍的多邊”“公平的多邊”“互利的多邊”與“和平的多邊”。價值觀本身應該是一個內政議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應該有共同的價值，促成共同的身份認同，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統一性。這是基本要義，但是，把這樣一個內政問題拿來作為衡量國與國關系的標準，是誤入歧途的，這只會進一步將世界推向分裂。

回顧歷史，這和歐洲過去幾百年形成的政治文化優越感有關，也與歐洲宗教的單一主義、唯我獨尊的宗教傳統有關系。歐洲人應該認識到歷史的、宗教的局限性；也應該認識到，把多邊主義和意識形態放在一起，是一個誤入歧途的學說，也是一個誤入歧途的政治，實際上也是危險的。

觀察者網：前些日子馬克龍也提到希望像中美一樣防衛自主，您認為老歐洲面臨的問題僅僅是對美國依賴造成的自主性問題嗎？表面浮現出來的宗教沖突、社會矛盾，背后有哪些結構性因素？

姜鋒：這還是歐洲自身的社會政治結構所造成。因為歐洲傳統的政治模式發展到今天，已經遇到深刻的挑戰，這個挑戰是因為在全球發展的過程當中，歐洲整體的生產力在衰退，經濟增長在放緩，有些國家經濟負增長，政府債臺高筑，社會活力也在下降。在這樣一個趨勢當中，產生了各類社會矛盾。

我覺得這是歐洲一個大的趨勢，而在這個趨勢過程中，傳統的政治制度結構不能有效地去解決社會經濟中產生的矛盾。當生產力放緩、經濟衰退、社會矛盾加劇的時候，政治組織、政治結構沒有做到與時俱進，也沒有能力對社會政策作出及時的調整或者自我革新。

不僅如此，政治上也越來越板結化、碎片化，政治力量越來越分散，社會共識不僅不能增強，而且還在減弱。對歐洲來講，這是根本的矛盾，結構性的矛盾。

還要看到，歐洲的宗教沖突也好，或者其他的文化沖突也好，歸根結底是歐洲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本質上講，就是歐洲生產力發展進入緩慢或者衰退的階段，這是一個大問題。

從整體上來講，歐洲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歐洲經濟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沒有改變的跡象，包括歐洲本身的創新活力也在下降。

比方說，歐洲的專利、科研成果，在全球的占比都今非昔比，盡管歐洲社會的財富在增長，但是增長率放緩，而且社會財富分配失衡，社會矛盾、貧富不均的現象在加劇，其中一個標志的現象是，中產階級整體在萎縮，以往作為社會穩定支撐的中產階級這個支柱在動搖，已成為社會中焦慮和不穩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