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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姜鋒】

盡管中美關系是當前國際關系中的大熱點，中歐關系也正經歷著史無前例的演變。雖然中歐過去幾十年積累的傳統共識正受到來自歐洲個別智庫和媒體的挑戰，但合作仍然是歐洲對華關系的主基調。

中歐當前的矛盾主要來源于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但更緊要的是雙方未就如何管理這一變化達成共識。與中美關系當前重點解決“怎么做”相比，中歐之間可能要更多解決“怎么看”的問題，尤其是歐洲如何判斷快速發展后的中國對歐洲現在及未來產生的影響。

筆者從近來與法德等國一些人士的交流中深刻感受到，“中國問題”已成為歐洲主要國家，尤其是法德兩國國內政界及社會層面關注的主要議題之一，德國經濟界內部甚至還就此展開了一場大辯論。當今的歐洲，中國議題格外熱，各個領域的看法差異很大，知識界、政界和經濟界各有特點：

如果把政治經濟研究機構、媒體和智庫統稱為知識界，可以明顯感受到其涉華觀點和判斷相當負面和悲觀，其強烈程度空前。這一領域的人士或是出于先驗價值標準，或是基于歐洲現行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片面地將中國視為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體系的“制度競爭者”，甚至是“系統性競爭對手”“制度對手”，歐洲必須團結一致、奮起“反抗”來自中國的“威脅”，似乎歐洲的未來會因中國的發展而黯淡。

與此同時，他們看到紛爭中的歐盟不能如他們所期望的那樣形成制華合力，因此而感到沮喪和恐懼，這樣的氣氛在德國學界較為普遍，甚至連一向與中德關系大局保持若即若離關系，很少公開發聲的漢學組織都罕見地向德國社會和政府“諫言”，警告各方在與中國打交道時要保持警惕，還要建立相應的機構對涉華活動進行“澄清”。

德國的政界、學界和經貿節對于中國的態度呈現出極大反差（圖片來源：東方IC）

雖然很難說漢學家協會的諫言是否代表德國“中國通”的普遍看法，但學者這樣迫切地針對中國發聲，還是反映了學界的傾向與焦慮，以及這個群體在涉華認知與交流方面的赤字問題。同屬知識界，一些科學技術研究機構或學術資助管理機構，如弗勞恩霍夫協會、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洪堡基金會以及德國研究基金會等卻依舊表現出對華合作的強烈愿望，有的與中國企業在5G領域也保持著密切的科研合作關系。

與知識界形成鮮明對比，經濟界整體上對中歐關系持積極樂觀態度。前不久，德國外貿組織主席賓格曼就呼吁德國不要陷入“中國恐懼癥”。針對中國是“制度競爭者”“制度對手”的說法，代表上百萬德國企業利益的德國聯邦雇主協會主席克拉默對筆者說，競爭對德國企業是積極的，這能夠激發活力，但因此用“對手”來形容中國，這樣的用詞是“很不幸的”，“這不是有外交風度的表達方式”。

背景是，德國工業聯合會今年初在其涉華原則文件中把中國定義為“制度競爭者”，呼吁德國和歐盟政界要采取強硬的對華政策。人們已經注意到，“制度性對手”的表述被歐盟寫進了最近發布的對華政策文件里，由此也足見德國對歐盟意見和政策形成過程的影響力很大。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德國對塑造中歐關系負有突出責任。對此，德國工商大會高管特萊耶也提醒，“切記中國是我們重要的貿易伙伴，(評價時)每個字都要仔細斟酌”。

歐洲政府層面在觀點上介乎知識界和經濟界之間，受兩方牽引影響，給出的信號將信將疑、或明或暗，在行動上則高度重視中歐雙邊關系。這從雙方領導層交流的密集程度上可見一斑。柏林外交界人士還注意到，中國新任駐德大使3月下旬剛抵德，德國政府就安排了向總統遞交國書的儀式，“單獨安排一國大使遞交國書，這很少見”(通常是多位大使同批等候總統接見，遞交國書)。當今世界紛繁復雜，需要中德、中歐密切協調溝通，快速為大使履職創造條件，也表明了德國政界對中德關系的重視程度。

新任駐德國大使吳懇在德外交部向德國禮賓司司長遞交國書副本（圖片來源：外交部網站）

媒體近日還注意到，德國聯邦財政部發布了專題報告，稱贊亞投行兩年來的運營成就。這說明中國和歐盟在制度規則和實踐行動上可以共同為全球治理和發展做出貢獻，可以開展中歐雙贏、全球共享的合作，傳統的零和博弈思維需要改變。當然，盡管歐盟及德法政府高官都認為對華關系重要，也都重視發展好這一關系，但也時有抵制和抗衡中國的呼聲，認為在和中國交往時“不能太幼稚”“太盲信”，一位法國智庫人士對筆者解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歐洲還不能清晰地評價快速發展的中國對歐洲的影響，“對看不清楚的事，人們容易產生恐懼，尤其是中國的制度與西方不同。”

當前，法德兩國正在推動歐盟協調各國，希望盡快形成統一的對華政策，有理由相信，這樣的政策不是為了對付中國，盡管有些力量這樣期待。歐盟一些領導人近來一再強調宏觀規劃的重要意義，如何著眼全球和歐洲未來與大局、塑造好中歐關系，這是對歐盟的考驗，也是對法德兩國“領導歐盟能力”的考驗，尤其是不要把歐盟各國的共同利益過多定義為法德兩國或兩國各自的利益，那樣，歐盟在對華政策上的分裂就在所難免。

此外，還應看到中歐之間的話語赤字和信息供給不足問題，已經不是通過解釋或說明個案事件或現象就能解決的，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交涉、媒體澄清或學術交鋒能夠解決的，需要雙方對此加以系統梳理，這需要持久的耐心和細節，社會共識的形成需要廣泛的社會參與，特別是青年人的參與。

要重視和加強人文社科領域的交流，尤其是學者和智庫層面上的交流，它關乎理念認知，對中歐社會相互理解至關重要。要區分外交與一般性對外交往，外交是政治的、顯性的、機構之間的;一般性交往是人文的，故事性的，人與人之間的。如果在對外交往實踐中混淆了二者關系，就會讓外交硬講故事，但不得要領;一般交往則突出政治，但生搬硬套，二者效果難現。

快速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福祉和信心，中國自信的舉止也塑造著中歐關系，當歐洲各階層感受到中國的發展不是威脅，而是切實的“共贏”時，中歐之間分享的就不僅僅是經濟貿易合作帶來的利益，還分享著自信。共享的自信，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

本文原載于《環球時報》，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