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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8日的美國大選，將會被歷史銘記為90年代興起的美式全球化時代的終結標志。

什么是美式全球化時代？是指從90年代初冷戰結束起，以美國的克林頓-戈爾政權上臺為起始，以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為導向，由美國主導的為期20多年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美國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是世界領導，倡導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國家主義和國家利益被視為異端學說，同時伴生有大量貌似美好的政治理念和行動，比如多元文化、歐洲統一、環保運動等，這個時代孕育了一大批“全球化精英”，他們說類似的語言，用類似的方式思考，贊同類似的主張，在2016年選舉中大多支持希拉里。這個時代在十年前，也就是2005-2007年達到它的巔峰，之后，經歷了八九年的搖擺、掙扎，它終結的征兆終于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表現無遺。

三天后，美國大選的結果就有可能揭曉（但不排除糾紛的可能）。無論特朗普是不是新任總統，一個時代已經劃上句號——本號堅定的認為特朗普有極大可能當選美國總統。那么，2016之后的世界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什么將取代美式全球化？

強人時代重新降臨

在美式全球化期間，世界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倡導由非強人型的精英領導，代表是“第三條道路”，也就是美國民主黨和歐洲改革后的左派政黨（社民黨、工黨及綠黨）。2001-2008年執政的小布什及其新保守智囊并沒有改變這個特點。這個集團和主張自由放任的華爾街集團聯系在一起，為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政策制定了整套框架。

由于美式全球化巔峰階段中國經濟的崛起，這套體系為自己制造了掘墓人。為了排斥中國，這批精英試圖炮制把中國開除在外的新體系，這就是拿TPP和TTIP來取代世界貿易組織的由來。但這一圖謀被西方體系和發展中國家體系內部的急速變化擊破。

西方和發展中國家涌現出一批強勢領導人，本質比較淳樸，在國際政治上主張現實主義——也就是不主張和中國對抗，甚至主動和中國合作。由于他們的能力比較強，在恰當的政策組合下可能造成一批國家“中興”的局面。這批政治人物無一例外被全球化精英群體斥為“民粹主義”、“反民主”分子，但實際上這些人能力比較強，視野深遠。它們包括：

美國的特朗普、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印尼總統佐科，印尼雅加達市長鐘萬學；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印度總理莫迪、韓國總統樸槿惠（她最近麻煩挺多）；匈牙利總統/前總理歐爾班、土耳其總統/前總理埃爾多安、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等。俄羅斯總統/前總理普京也是類似的人，不過他的長項主要是政治、外交，經濟上能力一般。

當然，我們的領導人和上面的這批政治家氣質是相通的。

過去20多年美國的全球化的前提是美國一家獨大，所以美國的主張成為世界的唯一標準。自由貿易、民主化、環保主義、歐洲統一、“世界大同”等美國及歐盟贊同的理念（這些理念內部起始本不相連，乃至有的還互相沖突）就成為政治經濟的標準答案。既然這種全球化的政治基礎不存在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也會變。

其實這種美國一極化，理念只有一種方向的局面只是最近幾十年的情況，形成于二戰以后（二戰后有40年冷戰，但顯然蘇聯一極不如美國一極有吸引力）。現在要回到二戰以前的情況，美國在新強人（特朗普）的主張下主動退縮，世界各地強人紛起，有點19世紀后期的味道。當時，英、德、俄、法、奧匈、意六大國主持了歐洲（那時的世界重心）的均勢和平。也就“5-6極”。由于現代經濟的規模效應，2016年以后的世界不太可能有5-6極，但3極（美中俄）的結構是必然的，三極中間有各種中型國家，找三極中的某家投靠或合作。目前美國勢必收縮，中國有實力但沒有國際政治經驗，俄羅斯沒經濟能力但國際經驗老到，所以很多國家試圖靠向中國，但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而中國也需要識別其中誰是揩油的誰是真正的潛力股。

華爾街的鼎盛時代終結

美式全球化時期，居于世界利益金字塔頂端的，是美國兩個群體：華爾街和硅谷。金融和互聯網是過去20多年利益最集中的區域。但也正是這種勾結，最后造成了人類技術的“大停滯”。因為它們濫用了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從賺錢（利潤）競賽變成了“造”錢比賽（市值）。

華爾街的再興盛起源于80年代——KKR等財務投資公司（PE）崛起，不過很難說這是當時里根-撒切爾政府的本意。華爾街爆炸式發展啟動于90年代：克林頓時代的牛市和互聯網泡沫給投行業務及新興的對沖基金大量的機會。21世紀初泡沫破滅后，經過短暫的調整，2003-2007年成為華爾街的黃金時代。

那個時代的特點是：全球經濟看起來很好，全球化進展神速，每年世界貿易額增長率都大幅超越經濟增長率。很多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高盛、雷曼）和綜合性集團（花旗、JP摩根、德銀）都變成交易為導向的金融機構，從交易中“賺錢”或干脆說是“造錢”。這個黃金時代，美國隱藏的貨幣總量實際上是激增的，只是它們使用了隱蔽的手法——主要通過抵押品回購的方式創造了大量的純粹用于“金融自循環”的“流動性”，實際上就是一種準貨幣，只不過不統計在M2里面，蒙蔽了一批對美國有仰慕之心的中國經濟學家。

2009年之后，華爾街的鼎盛時期逐漸消褪。多德富蘭克法案是有真正威力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限制華爾街主要金融機構進行自營交易，這把21世紀華爾街巔峰時期的主動力給抽掉了。這樣華爾街就只能回到“傳統業務”中去，比如IPO承銷、財務顧問等。這一轉變主要發生在2011年以后，一副瑞士銀行的交易大廳今昔對比（2007vs2015）很生動的說明了這一點。當然，這種下滑會伴隨一些新的較小機構的崛起，比如2010年興起的貝萊德，2010年以后逐漸興起的高頻交易基金、2012年以后興起的線上經紀公司等，但這些機構相對于美國和世界的影響力遠沒有90年代末-2007年的華爾街那么大。

同理中國也會發生調整。中國的金融“黃金時代”比美國晚，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集中在2011-2015年。因為中國需要時間成長出可供金融行業挖掘的實體經濟材料。這在2008年以后大體成形。2009-2010年的四萬億是后來幾年“黃金時代”的引子。

中國的金融黃金時期其實是“高利貸時代”，比美國的情況要簡單一些。主要以房地產和部分過剩產能、政府融資平臺為基礎盤剝利息，同時以高速增長的信貸（貨幣）規模支撐本金的滾動。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對比鮮明。這個輪子到2016年就逐漸滾不下去了。未來中國總體走向低息社會，中國真正的麻煩在于：這些銀行接下來能做什么業務？現在消費貸、校園貸都在短期內做的比美國還出格。看起來，撇脂瘦身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