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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尼泊爾兩國的合作，正向前邁出新的步伐。

12月2日至5日，尼泊爾總理卡德加·普拉薩德·夏爾馬·奧利訪華。奧利也是尼共（聯合馬列）黨書記，這次訪華是他2024年的7月15日第四次就任尼泊爾總理之后的首次官方外出訪問。

尼泊爾總理就職后首訪地選擇中國，引起各方矚目，尤其是鄰居印度媒體熱議此次訪華背后的地緣政治意義。與此同時，2017年就簽署中尼“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尼泊爾，卻由于物流、財政、政治及疫情等挑戰，“一帶一路”項目的落地和運營都面臨難題。最終，于奧利訪華的最后一天12月4日，中尼雙方進一步簽署了《關于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框架協議》。此外，雙方領導人還通過了中尼12點聯合聲明，為下一步加深合作保駕護航。

在尼泊爾總理奧利訪華的同時，尼泊爾資深政治家、前尼共（聯合馬列）總書記、尼泊爾第34任總理賈拉·納特·卡納爾（Jhala Nath Khanal） 正在中國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在卡納爾出席廣州舉行的2024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期間，他與觀察者網展開獨家對話，討論了尼泊爾總理奧利訪華、“一帶一路”倡議、尼泊爾左翼運動的演進、尼泊爾的全球角色及中尼合作等問題。

尼泊爾前總理卡納爾與觀察者網交流 觀察者網特約攝影 林培茂

【對話：觀察者網高艷平】

中尼合作邁出新步伐，但地緣挑戰仍在

觀察者網：奧利總理對中國的訪問引起各方極大關注，最終宣布了期待已久的“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框架協議。這個協議的意義是什么？您如何評價此次訪問的成果？

賈拉·納特·卡納爾：《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框架協議》無疑是奧利總理此次訪問最重要的成果。盡管尼泊爾七年前就簽署了“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但由于外部壓力，尤其是西方國家和印度的壓力，雙方未能達成進一步協議。此次框架協議的達成是一個積極而關鍵的進展。它為兩國選擇和實施符合尼泊爾發展需求的具體項目鋪平了道路。

然而，挑戰依然存在。尼泊爾政壇內部存在爭議，尤其是執政黨內部。例如，尼泊爾大會黨（Nepal Congress) 只對中國的資助感興趣，反對貸款或其他形式的協議。他們更喜歡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貸款，這反映了他們與西方金融體系的步調一致的偏好。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提供了一個更廣泛的框架，結合了資助、貸款和其他合作機制。尼泊爾應根據其需求和優先事項決定如何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與中國合作，這是我們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主權。

中國作為我們的近鄰，一直愿意在各個領域支持尼泊爾。這次中尼兩國簽訂的聯合聲明包括了很多重要項目，特別是在基礎設施、旅游和教育領域的項目，將對尼泊爾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任何國家或領導人都無權決定尼泊爾是否應繼續開展“一帶一路”合作，每個人都必須承認尼泊爾的獨立和主權，而這項協議是加強尼中關系和推進我們國家發展議程的重要一步。

觀察者網：截至去年年底，全球已經有153個國家參與到“一帶一路”倡議中，尼泊爾也早于2017年就簽署了《關于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然而據報道，尼泊爾的“一帶一路”項目這些年進展緩慢，為什么？現有的項目，當地老百姓受益如何？

賈拉·納特·卡納爾：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2017年，尼泊爾政府就和中國簽訂了“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

但不幸的是，進展受到了阻礙。西方大國和印度對尼泊爾施加了巨大壓力，導致尼泊爾歷屆政府在推進“一帶一路”項目時猶豫不決。即使在左翼領導人執政期間，他們也缺乏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啟動新項目的勇氣。

十年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倡議，153個國家加入，簽約項目達到3000個，中國企業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存量超3300億美元，中國和“一帶一路”共建國的貨物貿易累積額已經超過21萬億美元。這些項目使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國家受益，改善了他們的基礎設施、貿易和互聯互通。

尼泊爾本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益處，但由于某些親西方政客的抵制，他們將自己的派別利益置于尼泊爾人民的福利之上。“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旨在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的全球慈善項目，但由于他們的政治偏見，它在尼泊爾的潛力仍未得到充分開發。

盡管面臨這些挑戰，奧利總理政府最近敲定的框架協議標志著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標志著尼中合作進入新階段，對尼泊爾的發展具有廣闊前景。

然而，通過新聞報道我們得知，一位美國領導人正在訪問加德滿都，意圖反對“一帶一路”框架。這種干預凸顯了圍繞該倡議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但愛國的尼泊爾公民、民主人士、左翼力量和關注發展的人們壓倒性地支持“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倡議符合尼泊爾發展和繁榮的愿望，我們有責任克服外部壓力，利用這一機會造福尼泊爾人民。

尼泊爾《安納普爾納快報》（The Annapurna Express）報道，美國國務院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唐納德·盧在12月8日至9日在尼泊爾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訪問，期間鼓勵尼泊爾執行獨立外交政策，稱贊美國的MCC協議在尼泊爾取得實質進展，還稱“對‘一帶一路’協議有很多疑問，希望能夠透明分享”。《安納普爾納快報》截圖

觀察者網：我們知道博克拉國際機場是中尼共建“一帶一路”的代表性項目。博克拉國際機場投入使用后，對于改善尼泊爾國內交通條件，為國際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國際航線，有效促進尼泊爾旅游業和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更多惠及民生的發展機遇。不過有報道稱，由于財政壓力，博克拉機場項目面臨運營挑戰，尼泊爾有人就建議中國將博克拉國際機場貸款轉為贈款。這個消息準確嗎？這個項目發展的主要障礙是什么？

賈拉·納特·卡納爾：博克拉機場項目是我們國家的一項重大成就。中國為這個項目提供了無息貸款和援助貸款，這對尼泊爾非常有利。

中企承建的尼泊爾博克拉國際機場

然而，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受外部力量影響，反對博克拉機場的建設，錯誤地將其貼上“債務陷阱”的標簽。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宣傳。

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的南方鄰國印度沒有提供足夠的領空，讓飛機能夠從其上空飛過。作為一個位于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內陸國家，尼泊爾需要來自兩個鄰國的暢通無阻的過境設施。雖然中國方面沒有問題，但我們需要印度加強合作，以確保博克拉機場的順利運營和充分利用。

黨內分歧源于資本主義議會制度的不成熟

觀察者網：很多中國讀者可能不太了解，尼泊爾是一個共產黨聯合執政的國家。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尼泊爾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為什么你們的共產黨分裂成了很多黨派，這些黨派之間理念有什么區別？這可能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尼合作的現狀以及具體合作項目的落地。

賈拉·納特·卡納爾：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們的共產主義運動始于1949年。1949年9月15日，尼泊爾共產黨在印度加爾各答成立，直到1962年，尼泊爾共產黨還是統一團結的。

然而，在1963年之后，由于內部和外部因素，它開始分裂。一個重要的外部影響是196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分裂，這也影響了尼泊爾共產黨。

那時我還很年輕，但我目睹了1960年代尼泊爾共產黨內部頻繁分裂和重組的過程。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隨著正確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的制定，以及尼泊爾革命政策和原則的確立，共產主義運動重新獲得了力量。新一代的年輕領導人逐漸活躍起來，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派別在共同的原則和政策的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盡管仍然存在一些分裂的團體，但占主導地位的左翼力量走到了一起，形成了聯盟。

在此背景下，2006年尼泊爾爆發了一場革命，我們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雖然我們無法創建一個全新的民主國家，但我們成功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于2015年頒布了新憲法。

根據新憲法，我們舉行了議會選舉。2017年，兩大左翼力量——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和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結成聯盟。這個聯盟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在議會中獲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數席位。這一勝利為尼泊爾實施土地改革、農業革命、工業化、教育改革、醫療改革、扶貧和全國基礎設施發展等變革性政策提供了機會。

不幸的是，黨內團結沒有保持多久。盡管領導層存在一些細微的分歧，但是2020年，在黨和左翼聯盟不知情的情況下議會被解散了，這在尼泊爾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事件。這一事件導致黨再次分裂成多個派系。

雖然左翼在議會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領導層中的差異、偏見、個人主義傾向，和親尼泊爾大會黨的傾向阻礙了左翼實現團結。在奧利總理最近訪問中國之前，我與他見面，并鼓勵他簽署“一帶一路”協議，因為我堅信這對尼泊爾有利。然而，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和尼泊爾大會黨的內部辯論成了障礙。盡管存在這些挑戰，奧利還是簽署了“一帶一路”框架協議。

奧利總理表達了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意圖，但與尼泊爾大會黨的合作會使這一目標變得困難。尼泊爾人民絕大多數支持簽署和實施“一帶一路”協議，但協議的進一步落實，仍需解決政治分歧。

觀察者網：2006年，尼泊爾廢除了君主立憲制，兩年之后，你們建立了一個新的聯邦民主共和國，尼泊爾共產黨在2008年取得了聯合執政權，盡管您提到這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從1940年代末成立，到21世紀才取得聯合執政權，為什么在21世紀，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在尼泊爾還這么具有生命力？

您知道中國一直在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經歷了不少曲折，從最開始的“平均主義”，到后來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作為尼共（聯合馬列）的前書記，您和黨內同志們是怎么看待社會主義的？

賈拉·納特·卡納爾：事實上，隨著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進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直在演變以應對全球的新變化。

偉大的十月革命爆發后，列寧在蘇聯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標志著社會經濟的重大變革。列寧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了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經濟政策。然而，半個多世紀之后，蘇聯解體了。建設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重任落到了中國身上。

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正確地領導中國共產黨走向改革開放，加快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發展生產力，并根據生產力的發展調整生產關系，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因此，1978年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發展。這一理念一直是中國人民堅定不移的原則。當前，習近平主席正在成功帶領中國建設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2049年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努力奮斗。

在當前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下，尼泊爾也需要找到一條尼泊爾的方式，向具有尼泊爾特色的社會主義進行革命轉型。尼泊爾應該按自己的方式創建其獨特的社會主義模式。只有找到適合尼泊爾的模式，才能以創新的方式建設尼泊爾的社會主義。

2023年6月19日，尼共（毛主義）、尼共（聯合社會主義者）、尼泊爾人民社會主義黨和尼泊爾共產黨四個政黨的領導人，在加德滿都正式宣布成立尼泊爾社會主義陣線，該陣線不包括尼共（聯合馬列）和尼泊爾社會主義黨

觀察者網：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自從2008年聯邦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之后，尼泊爾政府更迭頻繁，僅奧利總理都已經是第四次出任尼泊爾總理。這讓外界觀察者有所擔心，政治不穩可能影響到雙方的合作。為什么是這樣？

賈拉·納特·卡納爾：我們的議會制民主正在建設之中，議會民主是資本主義民主的一種形式，它是一個不成熟、不穩定的制度形式。如果總是產生懸浮議會，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取得絕大多數，政府內閣就會頻繁更換，這種情況正在我們國家發生。

在2022年的選舉中，議會因沒有政黨贏得多數席位而陷入困境。因此，政府更迭不斷。僅在過去兩年中，就成立了四屆新政府。然而，仍有傳言稱可能會組建另一屆政府。

這些頻繁的變化是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特點，而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是全世界資本主義議會制度的一個特點。相反，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權才能實現穩定。然而，在資本主義議會制度中，這種不穩定總是可能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