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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杰里米·克利夫，譯/華東政法大學21級翻譯碩士在讀 薛媛】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設想過這個問題：“如果我想聯系歐洲，我該打給誰？”。隨后的幾十年里，此問題的最佳答案五花八門。但如今，可以肯定，應該打給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

他在愛麗舍宮已經住了五年，對歐洲的未來思慮深刻。他于去年獲得連任，其任期將持續到2027年，他放眼歐洲大陸以及全球各地，尋找亟待解決的棘手問題。之前的6月，馬克龍喪失了議會的多數席位，這與之前在任的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權力遭到削弱如出一轍。因此，馬克龍正將其注意力轉向世界舞臺。

馬克龍于去年發起了關于歐洲政治和戰略討論的歐洲政治共同體(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論壇；開展了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和平談判；公布了在2030年前實施的一項全面改革法國武裝部隊的計劃；重新制定了法國的對非政策；在曼谷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論壇上倡導超越中美緊張關系，建立“單一的全球秩序”；在巴厘島舉行的G20峰會上與中國就烏克蘭戰爭進行會談；并為歐洲有史以來最大的共同防御項目開了綠燈。2022年11月29日，他抵達華盛頓特區，進行喬?拜登總統任期內的首次國事訪問。他在世界舞臺上的極度活躍值得關注。歷史學家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開玩笑地將他比作“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畫中的英雄——畫中，拿破侖騎著一匹白色駿馬，一只手指向前路，奔騰著越過阿爾卑斯山。”

然而，盡管如此，馬克龍還是令人捉摸不透。他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出現了一些失誤，甚至遭遇了慘敗。有時事與愿違，因為宏偉愿景與現實情況并不總是一致。馬克龍到底是自由國際主義者還是法國主權主義者？是理想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是西方高層國家集團的成員，還是單槍匹馬的單邊主義者？或者說，“馬克龍主義”到底是什么？

2023年4月7日，廣州，法國總統馬克龍（右二）來到中山大學參觀。

馬克龍對外交政策方針的態度始于這樣的信念：我們的世界是霍布斯式的，秩序混亂，危險重重，在這個世界里，歷史不僅從未隨著蘇聯解體而真正“結束”，而且正在加速發展。據他分析，這是人類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全球力量平衡變化的產物（用他的話說，這是“一種存在于普遍主義之間的競爭”）。

在9月發表的法國大使會議年度演講中，基于上述原因，馬克龍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不是“一個應該與其他事件割裂的事件，而應是一個近乎符合邏輯的結果，是許多現象共同發生作用的催化劑。”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的塔拉?瓦爾馬(Tara Varma)解釋稱：“馬克龍認為，世界多地惡化的局勢，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著歐洲和法國公民”。“我們應如何維持多邊體系？如何鞏固、更新多變體系？”“馬克龍主義”正是他對此問題的回答。

在實踐中，以下兩點能夠支撐“馬克龍主義”。第一，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外交政策準則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即法國應該是一個“平衡大國”，這源于法國眾多具有影響力的“工具”：歐盟、聯合國安理會和北約成員國身份、核武器、各大洲的殘余殖民領土，以及法語的全球影響力。法國試圖利用這些，在失衡加劇的地方對沖突進行調解，并幾乎不惜一切代價保持其行動的自由。他認為，“重建一個完全獨立的、統一民主的歐洲”，應包括稅收、國防、數字、移民、教育和研究政策、新聯邦結構（歐元區的財政部長及預算），歐洲選舉中泛歐名單的進一步整合，以及以歐盟“快速反應部隊”的形式組建未來歐洲軍隊的核心。

這兩點的重要區別是，第一點將馬克龍置于巴黎的“戴高樂——密特朗主義”的傳統之中（即優先考慮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 在法國獨立中功不可沒)，第二點能夠支撐“馬克龍主義”的是“馬克龍在索邦大學所作的演講”，這超越了前者。馬克龍的前顧問、現就職于德國外交關系委員會(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沙欣?瓦萊(Shahin Vallée)稱：“在他的講話中，他比以往任何一位法國總統都更加堅定地支持歐洲，‘馬克龍主義’的本質是調和法國傳統的‘平衡’立場與外交政策歐洲化之間的矛盾。”瓦爾馬稱：“他想創造一種新的外交政策傳統，并劃出一條新的分界線將‘馬克龍主義者’和其他國家分隔開來。”

馬克龍的性格造就了他的野心。按照法國準君主式總統的標準來看，馬克龍擁有非凡的自信；他堅信在演講和世界峰會中能夠運用自己的能量和智慧克服矛盾，越過看似牢不可破的障礙。

有些人將他野心的成因追溯至馬克龍學生時代的導師——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其被稱為超越“非此即彼”思維的“兩者共存”思維的倡導者。馬克龍傳記的作者索菲?佩德(Sophie Pedder)稱，“這種‘共存’的‘利科精神’解釋了總統‘尋求調和突出矛盾的力量’，從而有助于‘理解有時似乎是針對基本政策問題的模糊方法’”。他的哲學訓練可能也解釋了“馬克龍主義”中“抽象”的一面，雖然這種“抽象”能使他擁有深邃的思想，但同時也會令他陷入不切實際的、極度分裂的詭辯中去。

從馬克龍上任起，“馬克龍主義”的輪廓就已形成：他闊步走上自稱為“戴高樂——密特朗主義”的道路和歐洲主義道路。在前一條道路上，他積極拉攏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17年凡爾賽宮召開的峰會上接待了俄羅斯總統）和唐納德?特朗普（2018年美國總統對巴黎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國事訪問，以深化兩國的“兄弟情誼”）；為回應杜馬化武襲擊，對敘利亞政權進行軍事打擊；繼續在薩赫勒地區滲透法國的反圣戰分子；并在利比亞內戰中支持軍閥哈利法?哈夫塔爾(Khalifa Haftar)。

在歐洲主義道路上，他在索邦大學發表演講，并努力爭取安格拉?默克爾加入其議程。我們在柏林總理府參加兩人舉行的首次聯合新聞發布會時，可以明顯感受到法德雙方建立合作關系的可能性。這位德國總理引用作家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話調侃道：“每一次開始都蘊含著一種魔力。”一年后，基于雙方的伙伴關系，法德簽署了法德梅斯伯格協議，推動在全歐盟范圍內對數字巨頭征稅，以及其他在共同經濟、移民和國防政策方面做出不太明晰的承諾。

2019年是一個轉折點。很明顯，馬克龍對特朗普和默克爾所付諸的努力都已落空：美國總統退出了伊朗核協議，并從敘利亞北部撤軍；而德國總理在大部分議程上并未做出妥協。在國內，馬克龍正在與“青年黨”的抗議活動作斗爭。國際和國內嚴峻的形勢，使“馬克龍主義”中的“戴高樂——密特朗主義”特征更加突出。馬克龍在地中海避暑勝地布雷岡松堡接待了普京，試圖拉攏俄羅斯；他告訴法國大使，“我們不是一個結盟國”；他阻止了北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加入歐盟；在接受《經濟學人》的采訪時，他否定北約，宣稱北約已處于“腦死亡”的狀態。

2019年10月21日，馬克龍在愛麗舍宮接受《經濟學人》采訪時稱“北約正在經歷腦死亡”。

2020年，馬克龍著力強化法國所扮演的“平衡大國”的角色。在希臘和土耳其在東地中海的競爭中，他強調支持希臘而不是土耳其；站在貝魯特爆炸的廢墟中，他向黎巴嫩承諾了一條通往美好未來的道路；并使法國成為東盟、東南亞經濟集團的正式合作伙伴。杜克洛認為，2020年和2021年是馬克龍外交政策的“關鍵時刻”，如今，成熟的“馬克龍主義”經受了新冠流行病的考驗，隨著法國總統選舉的臨近，我們可以對馬克龍的外交政策做出一些暫時性的總結。

總的來說，馬克龍在第一個任期內取得的成功是朝著法國在歐洲贏得更大主權邁出的第一步。此外，難以想象歐盟共同債務資助了7500億歐元作為大流行病的恢復基金，無疑，這是馬克龍取得的一項巨大成就。在馬克龍的領導下，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馮?德萊恩（“馬克龍主義者”）已更多地開始從地緣政治角度進行考量。防務和安全合作的新框架正開始建立一種共同的歐洲戰略文化，歐盟正建立議程中所構想的快速反應部隊。今年通過的兩大立法方案為更加充滿活力、更加獨立的歐洲數字經濟奠定了基礎。巴黎智庫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的喬治娜?賴特(Georgina Wright)表示：“過去5年中，馬克龍為改變歐盟所付出的努力比任何其他歐盟領導人都要多。”

但議程中的大部分內容仍是遙遠的愿景。歐洲經濟發展不平衡，一體化程度不夠。此外，泛歐盟民主進程一直停滯不前，歐盟在許多重大外交政策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然而，在歐盟之外，馬克龍的失敗最為明顯。由于他的干預，地中海東部喪失了穩定的局勢；他帶領黎巴嫩邁向美好未來的努力收效甚微；哈夫塔爾的民兵在利比亞被擊退；2021年，澳大利亞放棄了與法國的潛艇協議，并與美國和英國簽訂了新的三邊安保聯盟協定，削弱了法國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法國在薩赫勒地區的增兵行動遭遇慘敗。但馬克龍最大的失敗是他試圖遏制普京，這其中包括他為防止在2022年初爆發全面戰爭而放手一搏開展的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