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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凌子奇】

對中國人持有種族主義態度真地沒問題嗎？自從我讀到中國人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他的私人日記里寫下針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言論的反應之后，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在1922年10月至1923年3月游歷亞洲和中東地區期間，這位物理學家這樣描述中國人，“他們看起來勤勞、骯臟、呆傻……即便是孩子也都毫無生氣，看起來反應遲鈍的樣子”。

然而，這些言論在西方話語中并沒有得到無處不在的支持聲，特別是當發現一點點的不容忍時。在中國網站上，網民們呼吁要考慮到歷史背景。有人認為：“愛因斯坦在錯誤的時間去了中國”，他們幾乎不奢求他的尊重，甚至還有人將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與魯迅相比較，認為他是為了“指出我們的缺點”。

這一論點展現了中國人的謙恭，并試圖從受害者這一身份走出，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它是基于一個很不幸剛好是錯誤的假設：如果愛因斯坦訪問了今天的現代化中國，他會做出不同的評價。這顯然是錯誤的。如果中國要根據自身的文化傳承繼續實現現代化，那么中國人必須認識到自己與西方在哲學層面存在著不可彌合的分歧，特別是在關于自我本質的層面。隨著中國日益強大，這些鮮明對比的認知只會使得當下的自由派精英無法繼續壓抑內心的不耐煩。對這些人來說，對中國人持有種族主義態度是沒有問題的。

讓我通過分享我學生的故事來解釋。一個周五早上的休息時間，我參加了教師會議。會上校長閱讀了一位年輕的學生發給他的信，信中具體闡述了社區少數群體所遭受的歧視的相對程度。校長強調了這封信中提到亞洲男孩（主要是韓國人和中國人）比黑人男孩（幾乎全是尼日利亞人）受到更多種族虐待。雖然在我的經驗中學校是一個非常包容的地方，故意的惡行很罕見，但信中提及的這一認知并非石破天驚。

如今任何對黑人學生膚色的暗示都是禁忌，但是對于亞洲學生來說，在日常生活中很難避免對其文化傳統的提及。作為一個可以被歸入“亞裔”的人（我是馬來西亞和北愛爾蘭混血，但青少年沒有時間歧視諸如混血兒等人，也很少有人會認為我是白人），我對此并不在意。但在激烈的社會和學術環境中，“亞裔”與“矮小”、“丑陋”、或“不協調”等詞并無二致。這只是另一個可以被戲弄的點，在許多言論中似乎從未有過真正的惡意。此外，還有一些復雜的歷史因素可以解釋為什么黑人可以免于此類遭遇。公平地說，對我提出的大多數評論都是為了自我保護（盡管細思看來，這可能是一種保護機制），而且對于那些給出評論的人來說，這些評論在他們看起來總是無害。很大程度上，我們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在侮辱中的智慧和其種類一樣少。

但是當我離開學校進入“現實世界”時，我開始懷疑我自信的認知。在一次會議上，遇到一些過去的室友時，我注意到朋友話語中真實的鄙視，因為他嘲笑我的韓國朋友“不要再表現得如此像一個亞裔”。在倫敦的一個紳士俱樂部舉行的晚宴上，一位杰出人物贊揚我“不像其他亞洲人”。當然，沒有人敢對黑人做出這樣的評論。這種可笑的語氣顯示出：他們并沒有認識到自己所說的話可能在道德上是錯誤的。

奇怪的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這種歧視可能有道德基礎。這些關于“亞洲人”同質性的普遍看法是基于哲學假設，即認為白人更優越，這令我感到難以置信。直到我遇到一位準備在上海開餐廳的歐洲廚師。他的工裝褲、背心和蓬亂的馬尾辮，是典型的西方流浪者形象，他們選擇了社會正義的普遍使命，以及展示個性的絡腮胡。他舉例說明了那些人的“偽開明”，他們從一個地方流浪到另一個地方，在沉浸于當地人群和文化中的同時，譴責任何不像他們那樣容易接受一切的人。在英國，我們稱他們為“沒有歸屬的公民”，他們可能占到了高達48％的人口。

他十分明確地斷言“這些人”是“愚蠢的”。他的推理在其不一致性上具有象征意義，最終歸結為兩個讓我回憶起公立學校時代的核心思想：他們缺乏創造力和為自己思考的能力。換句話說，他們都是一樣的。這個人說他“不想改變他們”，但他們需要“真正地成為個人”，從他們的憂慮中解脫出來。

這同樣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將12億中國人視為沒有身份認同的機器人，他們對屏幕、賭博和數學上癮。從本質上來說，可以參照《銀翼殺手》：中國是一個充滿貧窮、奪權、涂鴉和腐敗的國度，中國人作為機器人即將崩潰。除了較少的政治自由。他們需要被拯救，并引導走上自我實現的道路。感謝上帝，白人來拯救他們了！

這是了解西方精英對中國人不滿的基礎的關鍵：中國人不符合西方人對于“何為人”的認知。儒家講究“仁”，教導一個人的首要責任不是對自己，而是對家庭。然而，這對西方自由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可憎的想法，他們認為擺脫傳統和歷史束縛的自我實現是成為人的一個基本先決條件。這在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維多利亞時期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論自由》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闡述。在第三章“論作為幸福因素之一的個性自由”中，他認為個人為自己創造自主身份的能力是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關鍵。

對于這種沖動的扼殺是米勒稱之為“自由謀殺”的一種罪行——當每個人都需要持相同觀點時，個人自由受到破壞。他譴責任何犯有這種罪行的社會，而其中最大的“罪犯”就是中國。與英格蘭沒什么不同，穆勒認為中國被“社會習慣的專制”所束縛，并因為其意圖“讓所有人都相同”而停滯不前。這是西方有關中國的偏見中最古老但最持久的一個。當西方人開始討論中國教育時，不加思考的刻板印象達到了頂峰。他們通常具備的唯一證據是亞洲兒童整齊地坐成一排排一列列，埋首于試卷之中的照片，但這并不妨礙他們表達意見。顯然中國的教育強調無意識的一致性，但實際上這更適用于描述西方教育。

作為一個實際案例，我們可以看看英國在數學上嘗試采用上海式的教學模式。這種方法鼓勵去理解數學難題背后的原理和規律，這與英國的死記硬背的機械學習形成鮮明對比。上海學生習慣于更互動的課堂體驗，參與到與老師的討論中，并解釋他們解決方案背后的想法。

這可以讓學生更開心。關于中國教育的一個更惡劣的偏見是，其體制內的學生是悲慘的機器人，迎接著做不完的測試。但2012年比薩（PISA）的調查問學生們是否覺得“我在學校感到高興”，85％的上海學生同意這一說法。這比在英國要更高。

事實上，上海式的教學模式也更成功。測試期間英國的四年級學生（8/9歲），他們根據這一模式學習了一年，獲得了高于來自同一所學校的五年級學生（9/10年級）的成績。中國的方法還有培養思維能力的額外好處，而機械學習則絕對無法實現。這是一個更加蘇格拉底式的甚至是自由主義的學習方式。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漫步在紐約布什維克或倫敦肖爾迪奇的極端自由主義嬉皮士潮流地之中，向您展示的是今天可以找到的“自由謀殺”之都。穆勒的自我實現思想作為通向自由的道路，其自身反而導致了他所憎惡的一致性。在街上觀察走過的人群，在服裝上你會發現令人尷尬的不一致的一致性。在微型釀酒廠進行閃電約會，你會聽到每個餐桌上都有同樣令人討厭的美德話題。在超市偷聽，可以聽到他們嘮嘮叨叨地在收銀臺里抱怨煩人的政治。

在西方，我們認為只有當人們從獨立于權威以外的來源獲得自我和信仰時，他們才能成為個人。但是，這只會導致空虛的個體，只會使人們更容易被消費主義所征服，并被捆綁在一起，因為他們不會歸屬于比自己更偉大的事物。那些從傳統中獲得身份認同的人則被抹黑為倒退，認為他們沒有個性，因為他們沒有思想的自由。

這種偏見并不僅僅施加于中國人身上。最近我們看到了在愛爾蘭墮胎全民公投中圍繞反墮胎運動者進行的抹黑。與西方對儒家倫理道德的態度并無二致，愛爾蘭的天主教信仰使他們堅持愚昧的刻板印象。無論是對于黨，還是對于“自有永有的上帝”，還是對“虎媽”來說，我們都將尊重權威視為違背“何為人”的核心。但是對于耐克、Supreme和Gucci來說，消費主義所宣揚的“神圣秩序”并不低于天主教或共產主義。

（本文為朱蕭發賜稿，原文為英文，觀察者網凌子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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