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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沒有退路，因此美國再怎么施壓也不可能讓中國放棄既定發展戰略。何況中國為什么要放棄呢？讓國家脫離貧困，讓所有人獲得更多機會并不是什么有爭議的目標。

既然如此，為什么這么多美國人逮住機會跳起來譴責中國呢？答案是在當今這種形式的全球化之下，“作弊”——即國家大規模干預市場經濟——是取得發展的唯一途徑。所有在發展上取得突破的主要大國，在接軌全球經濟的同時無一不對條款加以操縱和利用。

在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時代，經濟增長數據證明了上述觀點。下圖比較的是人均GDP，它是衡量人口規模較大的中低收入國家發展狀況的指標之一。在這些國家里，只有中國實現了人均GDP大幅持續增長。與之相對應的是，其他國家的收入只有小幅增長，沒有在發展上取得突破。這些國家的總體經濟結構停滯不前，要么在赤貧狀態中茍且，要么遠遠倒在了通往富裕的道路上爬不起來。

1986~2016年部分發展中國家人均GDP走勢（到2016年由高到低依次為巴西、墨西哥、南非、中國、泰國、印尼、埃及、尼日利亞、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亞和巴基斯坦）

二戰剛結束的一段時期，全球經濟增長模式對國家主導型投資機制較為友善，巴西、墨西哥等國家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是在自由市場式全球化時代，貧窮國家唯一的發展機遇在于吸引外資進入當地制造業，向富裕國家出口商品。另一條出路是出口石油、銅礦、大豆等初級產品，這使落后國家的少部分人富了起來。但這種模式由于受到頻繁的繁榮-蕭條周期性影響，而且對就業作用有限，往往無法帶來更廣泛的經濟增長。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率先以出口制造作為發展戰略。在自由市場意識形態重新取得支配地位之前，這些國家和地區作為美國的冷戰盟友，在戰略性產業資源配置上享有較大的自由，在低成本商品出口領域鮮有競爭。

上世紀80年代早期，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加入了自由市場式全球化，對投資和出口市場的爭奪變得越來越激烈。采取這種戰略的國家越多，單個國家就越難以通過累積資本，從根本上重塑經濟并實現財富的可持續增長。與二戰后的那段時期不同，國家不再有意識地協調發展規劃，而是讓自由市場來實現資源配置，后者為了達到收益最大化，往往傾向于照顧更富裕的群體。結果導致在全球化時代里，近六成的外國投資流向了人口僅占世界總數八分之一的富裕國家。

由于全球消費市場非常有限，窮國被迫彼此展開激烈競爭。通過開設血汗工廠追求經濟發展意味著，只有那些能維持勞動力廉價的國家才能成功吸引外資。只要勞動力價格開始上升——也就是說，只要經濟增長開始轉化為勞動人民的美好生活——外資就會向其他地方轉移。

結果就是，許多國家迎來大量流資，卻無法產生長期效果，因為當工人們開始提出要求或其他國家有更廉價的勞動力時，資本很快就會撤離。比如墨西哥在歷史上曾迎來若干波大規模外資潮，但該國工資水平過去十年幾乎不變，貧困人口超過總人口半數，制造業崗位在今天整體就業中所占比重與1960年別無二致。

中國之所以能跳出這個陷阱，正是因為中國有實力在這個扭曲的博弈里“作弊”。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加入謀求發展的國際競爭當中，與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勞動者高度自律且有文化基礎，基礎設施異常發達，工業多樣化程度極高。這些都是共產主義革命和計劃經濟留給中國的寶貴財富。從1989年到2016年，在涌向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外資當中，中國一個國家便吸納了五分之一。

但是光有投資不會帶來發展。在同一段時期，拉丁美洲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更多，占發展中國家獲得外資總量的四分之一，卻未能取得中國那樣的爆發式增長。

就像許多窮國的領導人一樣，中國共產黨把發展作為其統治的核心目標。但在其他國家，碎片化的恩蔭網絡主導了權力結構，它像寄生蟲那樣只依附于有生產力的企業。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政府高度集權，對經濟擁有非同尋常的掌控力。

中國固然存在官商勾結和腐敗問題，但在自上而下的黨國體制中，各地官員要想升遷得看當地宏觀經濟數據有多亮眼，以及他們對中央產業政策做出多大的貢獻。正因為官商之間存在休戚與共的緊密聯系，商人要獲得政治靠山得拿出有生產力的投資，而不僅僅靠攫取資源。

中共一方面扶持市場力量來約束勞動者和企業，一方面保持著對投資大趨勢的總體把控能力。中國脅迫資方建設戰略性產業，形成專業知識，從而在一個又一個領域穩步向高端生產轉型。中國從玩具和紡織品起步，到鋼鐵和化工，再到汽車和航空，現在到了信息技術和機器人技術，經濟在國家的穩步驅動下逐漸向高端生產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