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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出版了兩本書，一本叫《超越奇跡：變革世界的中國改革》，另一本叫《告別“中國奇跡”》，前一本是學術論文集，后一本是評論文章集。兩本書想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既然中國經濟是奇跡，就說明不是常態，早晚會過去。奇跡過去以后中國經濟將迎來什么樣的發展軌跡，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話題。

應該說，當時書中所做的一些預測，現在已經成為現實，比如增長速度顯著放緩、產業升級持續加速以及經濟結構不斷平衡。當然，還有的預測并沒有出現，比如通貨膨脹壓力抬升。收入分配確實有所改善，但改善的速度與力度都遠遠不夠。

當下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十字路口的我們，如何準確把握宏觀經濟趨勢，對每個人來說都至關重要。疫情后的中國經濟將走向何處？在告別過去40年的經濟奇跡后，如何實現“新常態”發展？未來中國經濟將面臨哪些重大轉型？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教授的新書《金融的價值：改革、創新、監管與我們的未來》中，對于讀懂未來中國的宏觀經濟金融趨勢，分析經濟金融體系的底層邏輯提供了清晰有力的底層邏輯指導。】

《金融的價值：改革、創新、監管與我們的未來》，作者：黃益平

【文/ 黃益平】

01 中國經濟的三大反轉和一個困惑

縱觀過去40年的經濟改革歷史，2008年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這倒并非僅僅因為在那一年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更主要是因為在那前后，中國的宏觀經濟表現出現了180度大反轉。

經濟奇跡之后應該就是“常規發展”，現在流行的說法是“新常態”，新常態與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大反轉：

第一，中國經濟從之前的“高速增長”突然變為“持續減速增長”。

2008年之前，年均GDP增長率接近10%。2008年和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增長明顯減速。2010年在一攬子計劃的推動下，GDP增長率重新回到10%以上，可惜這樣的表現只是曇花一現，隨后GDP增長率連年下降，到2016年和2017年，已經穩定地跌到7%以下。

第二，經濟結構從之前的“嚴重失衡”迅速走向了“再平衡”。

2008年之前，只要討論中國經濟問題，就避不開經濟結構失衡的話題。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與出口兩駕馬車拉動。政府一再采取措施調整經濟結構，但幾乎每次都無功而返，結構失衡的矛盾愈演愈烈。2008年之后，經濟結構毫無預警地開始了再平衡的過程，投資率持續下降，經常項目順差顯著收窄，消費成了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第三，金融體系從“相對穩定”演變為“系統性風險上升”。

過去我們一直很自豪地說，中國是主要新興市場大國中唯一一個沒有發生過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國家，但最近這幾年金融風險不斷在不同的領域之間游走，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已經大幅提高。

如何理解2008年前后在中國經濟中發生的這些大反轉？再往之前看，為什么在2008年之前中國經濟會出現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結構嚴重失衡的現象？

而這后一個問題，正是我在2009年來北京大學工作時希望解開的謎。這個問題也可以表述為：為什么大家對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分歧這么大？

有的專家對中國經濟非常樂觀，有的人則很悲觀，簡單地說，看增長速度的往往樂觀，看結構失衡的往往悲觀。

事實上，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或者可以說，它們描述的可能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個現象？

02 中國經濟反轉背后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們要對40年的改革政策做一個提煉，那應該就是“市場化”。但我們的市場化改革策略有很多特點，比如它不是“休克療法”，而是“漸進式改革”。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我將其稱為“不對稱的市場化”策略。

一方面，產品市場基本上都放開了，競爭也比較充分，無論是農產品、制造品還是服務品，都直接由市場機制調節，供求決定價格。另一方面，要素市場基本上都還沒有實現市場化，資本、勞動力、土地、能源和水，凡是用于生產投入的要素市場都還受到政府的各種干預與管制。

這樣的干預在金融領域最為明顯。即使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40年的今天，金融體系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金融抑制”，即政府金融體系的各種干預與管制。40年金融改革的一個基本特點是行業規模做得很大，但市場機制還沒能很好地發揮作用。

在改革初期，中國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金融機構，今天我們已經擁有一個非常龐大的金融體系，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每年都能排在全球十大銀行之列，股票市場市值全球排名第二，債券市場全球排名第三。

但同時也要看到，政府還在影響或者干預利率、匯率、資金配置甚至跨境資本流動，還在控股大型金融機構。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曾經對各國的金融抑制程度做過專項研究，在能夠找到數據的91個國家中，中國的金融抑制程度排在第四位。

勞動力市場可能是一個特例。很多人認為政府并不干預勞動力市場，工資是市場決定的，其實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存在戶口制度，很長時間里中國的人口流動率極低，而且都是在政府的安排下進行的。

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農民工，等于突破了戶口制度的限制，勞動力得以流動。但是在相當長時間內，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待遇是不一樣的，即便是在同樣一家公司做同樣的工作，農民工獲得的工資收入也可能只有當地居民的1/3甚至更少。也就是說，戶口制度變相地壓低了城市工業的勞動成本。

剛剛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政府在南方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提供很多優惠政策吸引外國投資，比如不收稅，提供免費的土地使用權以及廉價的資金和能源等。優惠政策其實就是一種市場扭曲，雖然它促進了經濟活動的活躍，但從根本上說，優惠政策意味著要素的使用者沒有按照市場價格支付成本。在后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全國各地都推出了不同的優惠政策，而且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競爭。因此，“要素市場扭曲”實際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概括起來看，要素市場的扭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把要素的成本壓低；第二是在要素配置時偏好大企業、國有企業。

換句話說，過去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生產成本低也很正常。但要素市場的扭曲政策進一步擴大了中國的低成本優勢。

那么政府為什么要實施扭曲要素市場的政策？背后的原因應該就是我們的“雙軌制”改革策略。一方面，政府要支持國有部門持續運行。另一方面，政府又要為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創造條件。

這種扭曲政策的實質，是對居民和企業實行收入再分配，變相地補貼企業，補貼出口商、生產者和投資者。

舉個例子，假設銀行存款利率為1%，如果沒有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存款利率可能會達到3%。這之間的差額到哪兒去了？銀行可以在低存款利率的前提下壓低貸款利率，這等于是存錢的儲戶向貸款的企業進行了變相的轉移支付。

這種收入再分配的結果是，出口越來越活躍，投資越來越多，經濟增長越來越強勁，但消費變得越來越疲軟。這就是為什么我國經濟一方面形成了增長奇跡，另一方面結構失衡的矛盾不斷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