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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下午，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儀式在復旦大學舉行，這是全球第一個以“中國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本文是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黃仁偉教授在隨后的“中國模式與中國未來”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首先祝賀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祝賀張維為教授能夠率領一個新的團隊，研究世界共同關注的核心概念。

中國模式存在已經很長時間了，從1949年開始，中國模式一直在醞釀，一直在發展，有好幾次轉型，轉了好幾次，在文革前轉過幾次。從完全仿照蘇聯模式，到不完全仿照蘇聯模式，到完全準備打仗的模式，都有過。中國在1949年以后有好幾次轉，改革開放以來也轉了好幾次，每一次轉都有繼承關系和發展關系，所以我們不能把中國模式太孤立地限定在一個時間段里，這是一點。

過去不講，講未來。現在中國模式到了從來沒有過的轉折點，從來沒有過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中國模式第一次到了世界舞臺上，被所有的國家審視、判斷、借鑒、學習，到了這個階段。最近我連續跟很多國際上的高層打交道，幾乎發出了同一個聲音：要向中國學習！要學習中國！學習中國什么？實際上美國人在偷偷摸摸地學習，奧巴馬零零碎碎地講過不少，他說要學習中國基礎設施，要學中國再工業化，要學中國出口導向，要學中國普通教育等等，但是他沒講一個問題，學中國制度，他不講。

但是現在我看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學者，特別是歐洲和亞洲學者、高官和政要已經公開提出學中國制度。學中國制度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潮流，向中國學什么？我剛才講了，“體”“用”關系啊，過去只學中國的“用”，不學中國的“體”，但是現在到了學中國“體”的時候了，這個讓我很吃驚，這么快！特別最近這兩周內，十八屆三中決定出來之后，學中國制度問題已經更多地在世界上展開了，所以我們真的不能太自卑了，到了我們自己都說不清我們自己有哪些優勢啊，或者人家在學什么，都說不清。

黃仁偉在“中國模式與中國未來”國際研討會上發言

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我想提我們模式轉變的幾個方向。

一個是經濟模式。三十年來勞動密集、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向三個要素綜合優勢的轉變。勞動、資本、技術這三個要素在中國全部成為優勢的模式。最典型的就是高鐵，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基礎設施我們都能做，所有的重型裝備我們都能做，這個東西就是勞動、資本、技術三合一的。我們到了這種高度結合的競爭力，我們可以把全世界的高鐵、發電站，不一定是水電站，包括核電站和其他火力電站，通通包下來，地鐵也可以包下來，而且不一定是包工程，而是包投資，還可以包技術輸出和管理，這個真是了不起，短短不到十年時間。

現在全世界搞基礎設施都要問問中國，中國有人投標嗎？中國有人投標就放棄。因為你什么優勢都有，還便宜，比歐洲美國便宜一半多，質量高出一倍，還領先。所以這個階段到了，美國基礎設施，他們全部的高壓線是我們縣一級高壓線的水平。中國的高壓線水平已經到了世界標準，中國高壓線遠距離輸送水平已經被全世界接納。美國還有很多木頭電柱，到處都是，我們已經看不到了。美國的鐵路70年前的速度，到現在沒提高過。美國現在要修基礎設施，大概要3倍的GDP。哪來錢呢？債務這么大。所以勞動力、資本、技術三合一的優勢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就是中國！再找一個都不可能！很多人說印度年輕勞動力多，要超過中國了，我說將來中國的大學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學生來源。誰能超過？

第二個是政治模式轉型。這是歷來我們最忌諱講的，但是我們一定要大講特講。我們現在轉變為黨、人民和法律三結合的政治模式。實際上我們政治模式已經講了三句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法治。但是把這三條能很好結合起來的國家沒有，我們也在探索。但是我們已經很明確了，我們的政治模式就是這三要素。但是也不是他們講的所謂的民主這一種，也不是所謂的法治這一種，我們是三合一。這樣一個模式，既能解決面前老百姓的關切，又能解決長期的發展規劃，還能解決各種利益的協調，所以這樣一個模式，就像我們將來看到的經濟競爭力一樣，我們的政治競爭力也是獨一無二的。我們抓住這個機會搞法治，把我們法治整個系統好好搞一搞。

第三個就是，我們從軟硬實力失衡的模式，向軟硬實力平衡的模式轉變。軟硬實力失衡是現在中國最大的結構失衡。硬實力也是失衡的，經濟實力也是失衡的。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經濟實力包括金融實力和一般商品實力。我們向硬實力平衡，向軟硬實力平衡，這是一個國力模式。

最后一個就是從發展中國家向強國轉型，這個轉型才剛剛開始。實際上我們已經開始創造，或者參與創造世界的規則體系。我們自己還沒有這個意識。世界上國際組織里，除了發達國家，最多的人是哪個國家？是印度人。很少有中國人，中國人裝裝樣子放幾個，至少我們應該向印度人那樣參與國際組織。現在的外交官可以到大使館去，但是去不了國際組織，能夠去國際組織的外交官很少。學者也很少能在所有大的場合和各種人打交道，所以世界強國這個概念的轉型還很艱苦，但是已經開始了，把我們推到前面。

西方模式，現在他們進入了一個由于過于成熟帶來的大量不可跨越的矛盾，就是民主綁架了西方的發展，他們所有的事情做不成，只要一搞民主。我們再也不能走這個民主綁架發展的道路，所以中國的模式一定不是民主綁架發展的模式，這個是讓我們可以自信的。所以如果我們把中國模式轉變的方向和西方模式的本質區別講清楚，我們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完全可以確立起來。我對這點有信心，因為我自己已經嘗試過無數遍，任何人跟我爭論這個問題，我幾句話就把他駁到，他沒有話說，美國人包括基辛格，我說你們這么多戰略家，為什么美國戰略總是失誤，給我一個回答，我們沒有戰略家，中國鄧小平死了以后就沒有戰略家，但是我們沒有犯過大的戰略錯誤，什么原因？制度問題！

好，謝謝。

（文字稿未經作者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