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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蔣介石猜中了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但是中共當然不那么容易對付，接下來，中共在四渡赤水中充分運用了兵不厭詐這一古老兵法。3月20日，中共中央、紅軍總政治部通電全軍要求再次渡過赤水河，電文指出：“我軍西進不利，決東渡，這是野戰軍此后行動發展的嚴重關頭……渡河遲緩或阻礙渡河的困難不能克服，都會給野戰軍最大危險。”同日，中革軍委下達命令：“我野戰軍決秘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折而東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灘至林攤地段渡過赤水東岸，尋求機動。”紅軍并沒有像蔣介石預計的向南渡過赤水河，而是回身東向，迅速在三渡赤水靠北方向四渡赤水，使蔣介石一時間難以作出準確判斷，在日記中記下其憂疑之情：“匪向桐梓，抑向仁懷乎。”“匪似仍謀擊破中央部隊。”

紅軍四渡赤水河渡口二郎灘

紅軍四渡赤水后，迅速南進，27日，到達楓香壩、白臘坎、鴨溪附近地區。為迷惑蔣介石，紅軍故布疑兵，造成將尋求中央軍主力決戰的假象。中革軍委電示紅九軍團：“我野戰軍主力決南移尋求機動，而以九軍團暫留現在活動地域鉗制周、吳縱隊，以配合我主力作戰。”要求其在第二天分出兩支部隊，一向長干山，一向楓香壩偽裝主力活動。隨后又數次致電紅九軍團，令其“在馬鬃嶺西北路上擺露天紅標語，路側放煙火扮炊煙，散消息，偽裝我軍主力，將在此地區誘敵向北出擊而消滅之的模樣，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轉移。”紅軍主力則由鴨溪、白臘坎之間突破封鎖線，向烏江邊急進。

對紅軍的行動方向，蔣介石和周渾元起初都判斷，紅軍“必與我軍在譚廠與鴨溪間地區決戰，如其能先擊破我中央軍，則其以后行動，即可自由，否則亦必求突破此地區一點南竄”。但是，紅軍在長干山、楓香壩一帶放出的疑兵，顯然使蔣介石發生了誤判，28日，在致周渾元電中，他指示應特別注意紅軍由楓香壩突破國民黨軍的封鎖線，令其速在西南方布防堵截。同日，當紅軍主力實際已由鴨溪一線越過國民黨軍封鎖線后，蔣介石得到消息，仍認為這只是紅軍的一部，故布疑兵，“使我軍注目于該方，而疏忽于正面防線時，然后彼乃向正面長干與楓香壩之間突破一點與南竄。”直到確認紅軍已然南下時，蔣介石方在日記中寫道：“朱匪果由鴨溪西之四牙壩與倒流水偷竄南進，……可嘆。惟亡羊補牢，尚猶可待也。”

紅軍之所以能從國民黨軍的封鎖線中逸出，巧妙的疑兵固然重要，蔣介石消極的作戰方針也難辭其咎。“追繳”期間，蔣介石雖然曾要求所部主動出擊，但更多時候，還是照搬第五次“圍剿”時在中央蘇區的成功經驗，面對不斷游動的紅軍，多次命令部下“筑碉扼守”，試圖用堡壘戰術堵截、圍困紅軍。然而，無論是環境、力量、條件、對手，此時與中央蘇區時期都有很大不同，國民黨軍在黔部隊有限，人力物力都不允許其短時期內構筑大量碉堡。相反，紅軍則再無中央蘇區后期需要保有根據地的顧慮，可以沒有任何包袱的作大踏步進退。在此背景下，想要在崇山峻嶺的黔北地區靠碉堡堵截紅軍未免有點天方夜譚，證明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確有膠柱鼓瑟之病。而且，構筑碉堡本身傳遞的就是消極防御的信息，這與鼓勵大膽“進剿”相互齟齬。當紅軍真正運動起來后，國民黨軍的消極防御必然捉襟見肘。這就是蔣當時談到的：“我們有這許多軍隊來圍剿，卻任他東逃西竄，好像和我們軍隊玩弄一般，這實在是我們最可恥的事情！……將來戰史上評論起來，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失敗！”

最重要的，紅軍四渡赤水，轉兵南下，意味著紅軍開始靈活對待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一旦拋開既有的思維定式，在崇山峻嶺的西南地區，紅軍的活動空間將大大拓展，以南京中央軍入黔有限兵力，在黔北尚不能將紅軍堵截住，當紅軍運動起來后，更是勉為其難。所以，此后的蔣介石基本是捉襟見肘、窮于應付。5月上旬，紅軍在云南如入無人之境，急速穿過滇東地區，順利渡過金沙江，進入西南以來紅軍和國民黨軍長期的纏斗終于告一段落，國民黨軍的“追剿”鎩羽而歸。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大加感嘆：“我軍各部遲滯呆笨，被其玩弄欺詐，殊為一生用兵莫大之恥辱。”

1935年國共在西南地區的“追剿”與反“追剿”，高潮迭出、精彩紛呈。對于中共而言，這一時期每一戰略行動幾乎都生死攸關、間不容發。相對而言，蔣介石可寓政治于軍事之中，無論結果如何，似乎都注定會是贏家，但順境之下的期待，其實也是無形的壓力，使其不能不全力以赴。雙方的較量，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中共成功穿越了其發展史上最為艱險的困境，為后來的史書提供了一段經典的傳奇。即便在蔣介石日記的視角下，也是如此。

本文首發于“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原標題為《一生用兵之恥：蔣介石日記視角下的四渡赤水》，觀察者網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