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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劉鵬曾表示，彼時中國人已在國際和亞洲體育組織中擔任了350多個職務，在一半以上的奧運項目國際單項聯合會中，都有中國人擔任執委以上職務。然而僅過十余年，這一數字不升反降，目前在國際體育組織中任職的中國人約為200余人。

除了人數下滑，國際體育組織中的高層和重要職位上，中國人的身影也越來越少。

自魏紀中卸任國際排球聯合會主席之后，奧運項目的國際體育組織中沒有一位主席來自中國。目前在國際奧委會中，只有于再清（副主席）和李玲蔚（委員）兩位中國人；在國際乒聯和國際體操聯合會中，分別有施之皓和羅超毅擔任副主席。而在羽毛球、舉重、射擊、游泳（跳水）等中國優勢項目上，則鮮有中國體育人在國際組織中擔任副主席以上的職務。

由此產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也隨之凸顯：技術官員與裁判的培養和任用、規則的制定、賽事的安排等重要事宜上，中國的話語權都將缺失。

其中最直觀的，便是裁判問題。裁判的安排與判罰，早已超出了公正性這一道德和體育精神問題，更是話語權的體現。

這些年，中國體育在國際賽場上競技成績出色，也有越來越多的退役運動員積極參與各項國際體育組織與活動，更有不少人考取了國際級裁判的資格。從奧運會到國際各單項賽事，也出現了更多中國裁判和評委的身影。但總的來說，中國籍的高水平國際級裁和評委判數量依然偏少，黃頭發、藍眼睛的歐美裁判依然是國際賽事中更常見的面孔。

在競技體育比賽中，有更多的本國管理層成員和裁判，其目的并非在于謀取不當優勢，而是能參與規則制定、及時掌握規則變化，尤其是裁判和評委判罰尺度的變化。即使不能影響規則的制定，也能把最新掌握的規則變化動態反饋給國家隊，讓運動員進行針對性的準備，也有利于保證本國運動員的合法權益，使之在一個更公平的環境中競賽。

從這個意義上說，只重視訓練和比賽本身、“做好自己便足夠”的觀念早已過時。加強場外工作，絕非“旁門左道”，而是與競技比賽同等重要的賽場。

中國過去并非沒有優秀的體育外交家和裁判。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國際籃聯前主席程萬琦、國際羽聯前主席呂圣榮、國際乒聯原主席徐寅生、國際奧委會前第一副主席何振梁等中國身影，以及擔任過多屆體操裁判的黃立平，擔任跆拳道比賽主裁的前跆拳中心副主任趙磊等人，都一度增強了國際體育舞臺的“中國聲音”。

20年前，何振梁為北京申奧成功發揮了巨大作用，圖源：新華社

然而，正如“足球外交家”張吉龍一樣，中國現行體育行政體制著實限制了那些在國際體育界有著廣泛人脈的體育外交人員。

隨著何振梁、呂圣榮、樓大鵬、張吉龍、楊樹安們因為年齡原因退休，以及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原黨委書記任洪國等干部經歷崗位調動，這些離開體制內現職和原有項目的老一輩體育外交人員，因為不再“名正言順”，不得不主動退出自己工作、經營多年的國際體育組織。

正如國家體育總局一位工作人員所說：“按照我們的制度，已經離開崗位的人員就無權再使用經費等資源了，導致我們沒法像其他國家和地區那樣有很多退休后專職在國際組織任職的有經驗的體育人?！?

國際體育組織未必能讓后來的中國人接替老一輩體育外交家留下的職位空缺，即使能填補人事空缺，后來者在人脈、經驗等方面的欠缺，也絕非短期內便可彌補。那么，中國聲音和話語權的減弱便成為必然。

與之類似，隨著一批中國裁判因為年齡或其它原因退出國際級裁判的序列，中生代和新生代中國裁判尚且無法接過重任，國際賽場上中國裁判的面孔變少，也就不再奇怪了。

批量培養優秀運動員需要長年累月的奮斗，而造就優秀的體育外交人員和國際裁判，需要的時間、資源和個人努力絕不會更少。老一輩的中國身影退出舞臺后，下一代何振梁、呂圣榮、張吉龍們恐怕需要數十年才能出現，在此期間中國聲音缺失的惡果，便正在被賽場上的運動員們無奈吞下。

建立真正與國際接軌的體育項目人事管理體制，與重視運動員一樣加強對體育外交人員和裁判員的人才培養和儲備，越發成為需要體育界加強重視的議題。

唯有場上場外兩個賽場協同發展、齊頭并進，中國運動員有了“我上面有人”的心理底氣，才能盡可能減少在賽場上的遺憾、不甘和憋屈。如此，東京奧運會出現的類似爭議，方可不再成為中國體育人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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