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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體會到下象棋最關鍵的還是要快樂，要從中獲得樂趣。如果你感覺到你下象棋沒有那么快樂的話，那還不如玩別的。

我參加上海少年比賽的時候，有一個“十齡童”叫鄭渭森，現在看他的水平不比我差，甚至比我好一點。我記得當時下的是循環賽，前面大概下了八場，他全是贏，我輸了一場，他分數比我高。最后一場我對他，贏了我就是冠軍，平了他就是冠軍。

當時我贏了，他爸爸當場就給了他一巴掌。這個鄭渭森后來就不下象棋了，很遺憾。后來進一步了解到他也是一個三好學生，后來還考上了市重點中學，就因為他老爸這一巴掌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假如他得了冠軍，說不定拿十連冠的就是他了。當時他的棋不比我差，但是因為他老爸給他的壓力太大，讓他實在受不了。所以說，孩子再喜歡下象棋，也不要給他太大壓力，讓他玩得開心就行。非要讓他要走獨木橋，一定要拿世界冠軍云云，這些都不是好辦法。

鄭渭森給我的印象確實太深了，我們學校只有成績很好的人才能去少年宮，我去比賽下完棋他還帶我走過“勇敢者道路”。    

還有個“七齡童”，但是為什么他的棋下的比較差？因為他下棋純粹就是家長想讓他下。他對象棋熱愛的程度實際上是不太夠的，比如說他下棋的時候喜歡吃糖。我后來想，他對糖果的喜歡超過了象棋，如果沒有吃糖的話他下棋就沒有心情。

我剛才跟上圖一位女士講，琴棋書畫包括下棋，有的時候是帶有氣功的。因為你做這些事的時候必然是思想高度集中。比如說你畫一幅畫，寫一個字等等，三心二意開小差是不行的，起不到應有的效果。下棋的時候，要做到旁邊不管什么聲音你都聽不見，物我兩忘，全身心的投入。

嶄露頭角

1957年我得了小學生冠軍以后，少年宮有獎勵，獎品是個三角形的旗子，木頭做的，而不是紙做的，還有一個日記本。拿了冠軍增加了我下棋上進的決心。有朋友和棋友介紹我認識了徐大慶老師。

徐大慶老師每個禮拜天都會在淮海公園喝茶，那是一個像會所一樣的茶座。每個禮拜他都會介紹名手和我下。在各路名手那里我也小有名氣了，他們都會讓我先走兩步。

當時我有這樣一種感覺，我把自己的棋比作絲瓜藤，像攀藤的植物，竹竿多高我就能爬多高，給我一個平臺我就能爬上去。

當時上海象棋沒有專業隊，只有一個表演隊，隸屬于上海文化局。徐大慶老師當時是上海象棋表演隊隊長。象棋表演的場地在城隍廟豫園得意樓、在樓上泡一壺茶就可以看象棋，大概是1毛5，旁邊可以吃到水晶大包，5分錢一只。

老上海黃浦區的得意樓，曾經是眾多民間象棋愛好者打擂臺的地方

我去得意樓也是應戰來賓，以名手大棋盤表演的形式下棋。表演完之后，名手休息了，廣播里會喊“接下來由胡榮華小朋友應戰來賓”。有的人自己感覺不錯的人也跳上來，當時都被我打敗了。

有一次有個名手叫陳昌龍，他說“我陪你玩一會兒”。結果我真的贏了他，這個老棋手是拿過上海市第六名的。一般來說很多名手輸了都生氣，但這個人非常厚道，非但不生氣，還摸摸我的頭說“小鬼，不錯不錯”。

我能夠在新中國以后逐步成長，確實是要得益于上海好的氛圍、好的老師和好的環境。    

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56年當時有四個國手來我們上海，是全國第二三四五名，第一名楊官璘沒有來。在得意樓我見到了名將王嘉良，他當時24歲。

著名象棋前輩王嘉良

我印象中名手應該不會買棋書，但是王嘉良自己掏錢買了幾本棋書，有一本名叫《步覺精良》。這個書是精裝版，還是比較貴的，當時我買不起。后來我翻過別人買下來的這本書，確實不錯，主要是講開局的。所以說盡管王嘉良當時是全國亞軍，但是他還是很好學。

1958年冬天，我當時初一還沒有念完，還在鄉下勞動。為了迎接第一屆全國運動會，上海市成立了象棋集訓隊。華東外語學院的助教徐天利在體工隊擔任集訓隊的隊長，他帶來了命令，說是1959年1月6號去上海體工報道。

我一聽到學校有調令，可以專門去下棋，又有高手和老師，我馬上就去報道了。當時訓練就是當正式比賽的，之前我下棋名手都會讓我兩步，這次不一樣了，是平下，也就是互相不再讓步子。

當時我接連輸了幾個月，算了算一共輸了有100多盤。但是我對象棋知識的渴望就像海綿一樣，進了上海隊之后拼命地吸，終于有一天感覺吸了有起色，突破了瓶頸。

1959年5月，我參加了上海市運動會，那時我贏了很多區一級的選手，最終得了第七名。我的隊友陳其練習的時候總贏我，但是這次我第一次能贏他了。從此以后，他就被我甩在了后面。

1959年8月份，上海市秋季運動會我已經拿了第三。我感覺自己像一個爬藤的植物，漸漸能爬到高的地方了；1960年2月份我拿了上海市比賽的亞軍，那一年的冠軍是何順安。當時我已經具備了和頂級棋手抗衡的能力。

漸入高峰

1960年5月，杭州舉辦五省市象棋邀請賽，參加的名手很多，有全國亞軍王嘉良，全國第三劉憶慈，還有孟藝國等其他省市的高手。當時地點在杭州西湖邊上，我七勝三和，得了冠軍，其中我還贏了王嘉良。某種程度上，那次比賽是為參加下半年在北京舉行的全國賽預熱。

1960年11月，我代表上海參加了全國象棋團體賽，當時我們領導也很重視。本來團體賽有三個人，應該何順安和我，另外一個也應該是同一個層級的隊員。但是領導為了拿冠軍，不讓陳其出場，調來了“揚州三劍客”之一的朱劍秋。

從現在來看，當時的領導決策還是有些冒險的，因為朱劍秋是前國民黨黨員，身份有些敏感。當時領導下決心敢用朱劍秋，是要擔一定風險的。幸虧最后得了冠軍，否則的話這個領導有可能會被開除。朱劍秋上了之后，我們三個人的排序是何順安第一，我第二，朱劍秋第三。當時和廣州打擂臺競爭，結果我們得了冠軍。

得了冠軍以后，第一臺取10個，第二臺取6個，第三臺取4個人參加個人決賽。開始比賽的時候，我開始三場兩勝一和，成績蠻好。去之前領導還問我比賽有什么打算，五省市你得了冠軍應該有些雄心壯志了。我說沒什么打算，能夠進前六蠻好了，當時根本沒想到會取得什么好成績。

當時上來先下了三盤，兩勝一和，第三盤贏了楊官璘。第四盤對王嘉良是先手。現在回憶起來，當時年輕氣盛，還是太得意了。王嘉良下的很快，我也跟著下得快。其實本應該小心一點的，因為對手步步都有陷阱。當時我剛剛贏過楊官璘，結果碰到王嘉良不到20步就輸了，中了他的圈套。輸了之后我被澆了一盆冷水，可以讓我清醒清醒。

最后一場何順安12分，我12分，楊官璘12分，朱劍秋13分。當時《北京晚報》寫了一個預測文章，說朱劍秋肯定是百分比最高，只要贏了就是冠軍。接下來的奪冠概率就是何順安，何順安和楊官璘都贏的話，還是何順安希望大，就是沒把我算進去。

1964年全國象棋個人賽胡榮華執紅勝楊官璘

最后一盤我對的是劉憶慈，可能當時寫稿的時候他們沒有算到，我贏了劉憶慈的話，算小分是我排在前面。第二天，領導為了要確保冠軍，在上海下了一個指示，讓何順安和朱劍秋不和棋，要分出勝負。現在回想，只要朱劍秋贏的話他肯定是冠軍了，但是領導又不希望一個前國民黨黨員奪冠，最后朱劍秋輸給了何順安。

比賽完了之后，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的走廊里，贏了棋的何順安碰到剛剛拿到國際象棋冠軍的徐天利，他說“我拿了冠軍”。我說最后的冠軍其實是我，當時我就跟何順安算了一下大小分，結果算下來我第一，他第二，楊官璘第三，他肯定沒有想到我最后奪冠的是我。

何順安后來感嘆一番，說這就是命啊。再往上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如果用1959年的規則那他就奪冠了。1958年他和黎亭同分，當時不是看歷屆比賽得分，而是看用時誰少，結果黎亭奪冠了。他的運氣是差一些。

楊官璘——真正的一代宗師

1960年拿了冠軍以后，《人民畫報》撰寫一篇報道，說我是祖國的花朵云云。我心里自己知道，我的真實水平明顯要比楊官璘差。但是為什么后面我能十連冠呢？其實還是有點運氣。

當時遇到“三年自然災害期”，全國個人賽暫停了一年，就多給了我一年的練習時間。

所以1961年沒有比賽，而是參加了很多友誼賽。1962年恢復了比賽，全國個人賽是26個人大循環，我和楊官璘下和了，總分比下來又是同分。當時是并列，這個就要講到運氣了。從現在和當時的規則看，算小分我是贏楊官璘的，因為他是和得多。現在規則都講勝局，印象當中我是17勝，他是15勝，他和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