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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的國際角色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轉換。在中國國際角色最新轉換的時期，也是現存國際體系進行轉型的時期，由于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是一個大國成長過程中的角色轉換，同一歷史時期內的這兩個過程必然產生高度的互動性。中國“社會自我”重構的結構性根源是國際體系環境和體系內其他行為體，它們為中國角色轉換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環境、轉換的空間和角色規范，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角色轉換則為國際體系的轉型提供了重要的動力，特別是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中國角色轉型的方式和對外的理念對國際體系的轉型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雖然國家的國際角色有主觀和客觀的兩重性規定， 但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究竟能夠扮演什么樣的國際角色，歸根到底是由該國的綜合國力決定的。這是因為，角色客觀性彰顯一國實際的國際地位，而角色的主觀性只是其他行為體對該國角色客觀性的一種認知和領會，它并不真實地反映出一國的國際地位。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程度、廣度和深度都大大加強，因此，中國的國際角色也發生了相應的轉換。 無獨有偶，中國國際角色最新轉換的時期，正是現存國際體系進行轉型的時期，由于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是一個大國成長過程中的角色轉換，因此，同一歷史時期內的這兩個過程必然產生高度的互動性。

一、國際角色轉換：中國“社會自我”的重構

角色具有社會建構的一面，是自我和他者之間互動的結果，是一種“社會自我”，也就是由于同其他行動者交往而形成的個體的自我感覺。 由于人類的社會性特征，社會學家特別強調“社會自我”的重要性。同樣，自從國際社會行為體之間的交往發生以后，各個行為體都在交往中不斷地構塑自己的“社會自我”，而且也十分重視行為體自身的“社會自我”。

中國國際角色正在發生新的轉換，這既包括中國角色客觀性變化的一面，也包括中國角色主觀性變化的一面。客觀性的變化自然是指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從而使國際體系中的“中國因素”不斷增多，因此，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因而，中國的自我角色定位將出現新的變化。不過，中國在這一方面的國際角色實際上已經完成了轉換，即從國際社會的“斗士”、國際秩序的“破壞者”等已經轉換成為國際社會的合作者、國際秩序的穩定者、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 但是，中國的這種角色定位究竟會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角色產生怎樣的認知呢？這就是角色主觀性的轉換，也是中國“社會自我” 的重構。

構塑中國的“社會自我”，雖然并不決定于中國自身，而是決定于外部行為體對中國客觀角色的認知和領會，但是，外部的認知和領會又并非盲人摸象，而是依據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具體的行為方式和中國所倡導的價值觀念。從中國的行為方式來看，國際社會所關心的是，中國究竟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入國際體系？關于這一個問題，不僅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有較大的分歧，而且西方學術界內部也是各持己見。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只能而且必然是以和平方式進入現存國際體系。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是以市場的方式進入國際體系的，盡管中國與現存國際體系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摩擦，甚至一定范圍內的沖突，不過，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決定了中國與現存國際體系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 因此，中國不會通過武力的手段來破壞它，而是首先是適應它——遵循“在國際空間內，合理合法追求最大國家利益的原則”來適應它。 20多年來，中國通過對外開放的市場政策打著“國際合作”的旗幟已經進入國際體系，事實上，中國進入體系后并沒有破壞原有的國際秩序。這就是說，中國進入國際體系的問題已經基本上得到解決。 甚至連一些西方人士也正式承認中國已經成為國際體系的一員。

關于中國進入國際體系的方式的問題，在西方學術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必然對二戰后世界力量的對比格局產生重大沖擊，由此必將對現有的國際體系產生破壞性的影響。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可以說是持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他認為，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必然要在現存國際體系中追求更高的目標和更大的利益。而作為現存國際體系的主導者的美國決不美國能容忍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美國的“勢均力敵的競爭者”（peer competitor）。因此，美中之間的沖突難以避免，中國不可能和平地進入現存國際體系。 與米爾斯海默相反，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可以實現的，中國并沒有挑戰美國的野心，在持續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美兩國可以建立起穩固的合作關系。因此，他認為中國和平進入美國主導下的現存國際體系是完全可能的。

上述分歧反映出一個事實：中國的“社會自我”即國際角色的主觀建構是十分復雜的問題。這種復雜性不僅表現在西方對中國崛起認知上的復雜心態，而且也表現在對中國新角色的領會上，并由這種復雜心態所產生的復雜領會而對中國進行了一個復雜的主觀“定位”。這就是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的“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這種“定位”雖然比把中國視為美國的“對抗者” 、“潛在的敵人” 、“主要的對手” 等要積極得多，但是，美國并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與中國地位平等的stakeholder，而是整個股市或者是整個賭場的大老板，美國根本無法克服這種固有的心理優勢；而且，佐立克提出促使中國成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前提是，中國作為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由于內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而讓國際社會無法預測其行為方式，因此，既然中國已經是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體系中的一員，那么，中國就不應該繼續搭乘全球化的便車，而應該在謀求自身利益時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當然，在承擔國際責任時要避免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也就是要增加自身發展中的“透明度”，從而消除美國等西方大國的疑慮。 這不能不讓人覺得佐立克對中美關系的這種定位，其目的在于在權力發生轉移的情況下，為了避免中國崛起可能導致國際體系的不穩定而適當提高中國在體系內的滿意度的一種有意行為。

不過，應當承認，佐立克提出的“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雖然主觀上沒有把中國置于平等的位置上，但客觀上卻與中國國際角色的客觀性是基本相符的。他認識到，中國的和平崛起已是難以遏制的客觀趨勢，與其以“遏制戰略”同中國全面對抗，不如以“接納戰略”使中國成為美國可以接受的國際體系成員；美國與中國已經形成比較緊密的經濟相互依存關系，而且，兩國的共同利益還在不斷擴展，因此，以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來“規范”和限制中國的國際行為，并且利用國際體系對國家主權的侵蝕，使美國的力量有機會越來越影響中國的內部進程，最終達到防止和消弭中國挑戰美國霸權的潛在威脅的目的。可見，佐立克為中國構塑起來的最新的國際角色，仍然是服從美國的戰略利益的，但也揭示了一個事實：中美關系不是一般意義的雙邊關系，兩國的雙邊關系已經直接影響國際體系，反過來，“國際體系”也已經成為中美關系發展趨勢的主要背景。

二、國際體系轉型：中國國際角色轉換的結構性根源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中國國際角色客觀性發生轉化的同時，其主觀性一面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國際社會的“斗士”、國際體系的“破壞者”、西方的“對抗者”、“威脅者”、“潛在的敵人”轉變為到今天佐立克所說的“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種轉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過，這種轉換的結構根源則是國際體系的轉型。

角色“是與特定的社會地位相聯系，并在一定規范基礎上產生的期望”。這種期望一旦得到被領會者的接受（形成了角色互動），為了使這種互動持續下去，被領會者就會在“自我”和“角色”之間進行調適，從而形成一個獨特的“個性”。而這種個性不是來自于自身，而是在個體與網絡群體聯系的特殊構造中呈現和塑造的。也就是說，這種個性是無數社會影響的集結點。 同樣的道理，國家的國際角色形成、定位和轉換都有結構性的根源，這種結構性根源正是來自于國際體系的轉型。

首先，國際體系的相對穩定性不僅為行為體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而且也使行為體轉換后的新角色不會對自身的環境產生陌生感。相對穩定的位置是國家的國際角色在既定的國際體系中的“立足點”。當然，國家獲得這一“立足點”所憑借的首先是自身的實力，但又并不單單靠自身的實力，而是在實力的前提下，一個國家與其他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最終決定了該國在體系中的實際地位。這就是該國實際所扮演的國際角色。因此，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只是為中國國際角色轉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但是，中國國際角色轉換是否成功，還要看國際體系能否為中國新的國際角色能夠提供一個可調適的國際社會環境。這關鍵要看當今的國際體系轉型的方式。很顯然，國際體系在今天的轉型與歷史上的轉型方式有著本質的區別。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到二戰后形成的戰后體系，都是通過戰爭的方式建立起來的。這正如吉爾平（Robert Gilpin）所說：“世界歷史的轉折點是由政治對手爭奪霸權引起的，這些周期性的沖突重塑了國際體系，推動歷史向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向前進。” 而今天，從戰后體系到冷戰后體系的演變，是在和平中以漸進的方式轉型的。這種轉型方式不是世界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所導致，而是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化所引致的 。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體系中，中國實力的上升所帶來的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即使某些行為體可能會對中國的新角色產生某些擔心，但并不會導致中國新角色對國際體系環境的不適應。也就是說，中國國際角色實現轉換以后，既不會成為現存國際體系的破壞者，也不會成為體系內的新挑戰者。中國只是在適應體系環境中來追求體系內適當的新位置。因此，米爾斯海默的“中國是非和平崛起”、“中美之間必有一戰”的說法， 源于他只關注中國力量增長后可能帶來的沖突，而沒有看到中國力量增長后對國際體系的適應性和與國際體系內其他大國之間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相互調適。

其次，國際體系中不同行為體之間“位勢差”的存在為國家的國際角色的轉換提供了空間。一方面，國際體系并非是一個扁平式的結構，而是一個多層次、非均衡的結構。 這種體系結構使國家有機會角逐更高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意味著在國際體系中對特定角色沒有穩定的、特定的權威來分配，而且角色本身的權利和義務也缺乏廣泛承認的、一直清晰的界定。因此，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實力來不斷追求它們在體系中的新位置。這是行為體角色轉型的實質性內涵。可見，在中國實力上升的情況下，中國在國際體系中追求新的位置，要求重新進行自己的角色安排，這完全是一個正常國家的合理之舉。不過，中國重新進行角色安排的行為與歷史上大多崛起進行角色重構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歷史上的大國崛起，特別是德國、日本、蘇聯等的崛起，都是在外部壓力之下而產生的崛起沖動。德國的崛起是懾于法國，盡管1815年拿破侖帝國被擊敗，但法國重振昔日輝煌的雄心從來沒有消失過，所以，在法國的壓力下，為了維持德國的歐洲大國地位，俾斯麥把德國推入到了大國爭奪的漩渦之中。威廉二世繼位后，德國正式向世界宣稱“為自己爭奪陽光下的地盤”。 日本從建國到立憲等過程都受一種悲情的驅使。由于長期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日本感到，強敵環伺，處于被開除球籍的危機狀態下，必須在最短時間內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國家的強大，超過自己“所恐懼的敵人”。而一旦它實現了自己的強國之夢，日本就會通過軍事的手段迅速把這種悲情心理販賣出去。至于蘇聯，在兩極格局形成初期，兩極本來就不對稱，兩極的天平明顯傾向于美國及其主宰下的西方陣營。所以，戰后初期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真正是勵精圖治，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式來確保與美國競爭的“硬力量”異乎尋常地強大起來。20世紀70年代中期前后，蘇聯獲得同美國一樣的超級大國地位以后，更害怕在兩極爭霸中失敗。所以，蘇聯試圖通過軍備競賽來謀取對美國的軍事優勢；同時，在第三世界和東方陣營內大力推行“大國主義”。結果，軍備競賽拖累了蘇聯， 推行“大國主義”則拖垮了蘇聯。 相比之下，中國在發展的當今既沒有這樣的悲情心理，也沒有外部的壓力，因而不會產生所謂的“國家強大焦慮癥”。 因此，中國的發展不會根本改變國際體系的現狀結構。

再次，雖然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但這并不意味著任何國家都可以毫無限制地追逐自己特殊的地位，而是在國際體系中按照相對位置排序的，并非一種簡單的單一存在。 這是因為國際體系的環境因素和主要行為體一起向國家施加影響。 國際體系是一個相互依賴系統，系統內任何行為體的行為都會對系統內其他行為體產生影響， 這種影響視相互間的敏感程度不同而有差異。敏感度不同，國際體系的環境因素和主要行為體對特定行為體行為影響的反饋也不一樣。 當今的中國已經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成員，而且中國與國際體系以及體系內主要行為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也越來越緊密。這種緊密關系事實上并不僅僅是體現在中國與其他主要行為體的經濟利益關系上，同時要表現在地區穩定、全球安全等戰略利益關系上。由于這種高度緊密關系使中國與其他行為體的相互依賴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因此，中國角色的轉換，特別是中國角色轉換所帶來的國際地位上升，必然引起國際體系環境因素和體系內主要行為體的反饋性制約，包括認知上、觀念上等的制約。 因此，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既不能完全隨意追逐自己的特殊角色，也不是消極地等待“正確角色”的自然獲得或分配。

三、中國國際角色轉換：國際體系和平轉型的重要動力

現存國際體系正在發生轉型，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國際體系轉型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變動趨勢及其內容僅僅是由國際體系的結構，也就是由權力分配的形態決定的，而不是以國家自身的變動為基礎的；國際體系的變動與國家存在的本身的變化無關，僅僅意味著權力結構向新形態的變化。簡而言之，國際體系的變化是由各單位實力對比的變化直接造成的。 但是，國際體系的結構并不僅僅是權力分配結構。國際社會的價值分配方式、行為主體所要獲取并擴大的價值、價值分配手段，以及與權力分配相對立、挑戰，并尋求變革的國家間合作體制結構，即由國際機制、國際規則、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大眾社會運動中產生的治理結構、與權力結構相對立的具有變革志向的反權力結構的功能，以上這些價值分配結構、權力分配結構、合作體制以及治理結構的復合體規定影響著國家行為方式和國家間關系的形態。 實際上，對外政策角色分析理論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國際體系不僅可以被看作是相互關系的格局，而且還可以被看作是在特定時間范圍內不同國家角色觀念的分配。” 建構主義則更明確地指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建構而成的，國家的角色身份不同，國際體系的結構也不同，并認為，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敵人、對手、朋友三種角色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 由此可見，權力結構的變化雖然是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動力，但不是惟一動力，國際體系中行為體的行為方式、觀念等都是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動力之一，而且，在力量結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時，行為體對國際體系轉型的作用可能更為重要。

中國的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角色的轉換是當今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現象。因此，中國在體系結構中的行為方式和觀念必然對國際體系的轉型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中國崛起的和平方式，將促進當今國際體系以非戰爭方式轉型。中國崛起的過程也是中國進入國際體系的過程，甚至從某種角度來看，二者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中國進入國際體系的方式與歷史上的大國興起完全不同。歷史上大國興起時一般都是通過殖民掠奪方式進入國際體系的，而中國則是在接受國際規則的前提下通過市場化道路進入國際體系的。也就是說，雖然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獲益者，但中國在其中是付出了高額的市場成本和通過市場方式也付出了高額的社會成本的。一方面，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可以避免同體系內的主要角色美國爆發新的冷戰；另一方面，以和平方式進入國際體系，則可以同美國等主要角色在合作的基礎上進行討價還價，以改革不合理的國際秩序，從而有利于國際體系在非戰爭狀態下實現轉型。

其次，中國對外政策的理念是和諧、和平、和睦、和解，將確保國際體系以和平方式轉型。大國成長對國際體系的影響有兩種，一種是導致現存國際體系徹底崩潰，這一般是通過軍事擴張而成長的大國的影響；另一種是通過和平方式成長的大國，它將促使國際體系逐漸朝著有利于國際社會持續發展的方向轉型。中國的成長是以和諧、和平、和睦、和解為對外政策基本理念的，因此，中國崛起的目的不是象米爾斯海默所說的要建立霸權， 而是以和諧為主要理念的前提下促進國際格局的多極化來反對美國霸權，而“反對霸權”和“建立霸權”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戰略。 或許美國難逃“霸權周期論”的規律，但中國決不是美國霸權地位的替代者。中國這種新角色的定位決定了中國是國際體系的改革者而不是摧毀者。

再次，中國角色轉換對體系的快速適應性，使自身很容易被體系內的其他行為體產生正確的角色領會，避免了中國與其他行為體之間在體系內發身角色沖突，從而進一步確保體系在和平中轉型。正如前文所說，國際體系的相對穩定性使中國角色轉換后能夠迅速適應既定的體系環境，并不會因對體系環境感到不稱心而力求摧毀體系環境，因而其他主要行為體也不會因中國角色新變化而產生錯誤的認知和領會。如果某些行為體對中國新的角色產生錯誤認知和領會，那也是因為它們對中國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偏見，以及在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所說的認知相符性、誘發定勢和歷史包袱三種錯誤生存機制下產生了種種錯誤的邏輯：認為中國上升性的角色缺乏合法性基礎，因而，要么把中國過去的角色固化到今天，故意回避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的國際角色所具有的上升性；二是把西方大國崛起中所扮演的國際角色固化到今天并強加于中國身上，強迫中國接受既定的角色，故意忽略當今中國崛起中的新角色的新的歷史背景、新的時代特點和新發展條件。

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是，中國角色轉換后追逐的目標不是簡單的生存或安全，而是為了世界的共同生存和安全的全球善治（global good governance），構建一個和諧世界。傳統現實主義把權力視為國家追求的主要目標，而新現實主義（主要是結構現實主義）則把權力看作是確保安全的手段。也就是說，在最重要的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不是權力而是安全。 不過，無論是追逐權力還是追逐安全，國家都是以權力政治學為基礎的；而且，在權力政治學基礎上，無論強國還是弱國，都最終會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然而，中國崛起和國際角色的轉換并不是以權力政治學為基礎的，而是以“問題政治學”（issue politics）為基礎的。所謂“問題政治學”，就是指把國際政治看作一系列的問題領域并圍繞這些問題領域進行競爭與合作的一整套政治主張。 以“問題政治學”為自己發展的基礎，是有中國崛起和角色轉換所處的時間和空間決定的。當今中國的崛起是在和平發展的時代條件下、在冷戰結束以后全球化迅猛發展但其消極負面效應也日益明顯的國際環境中而崛起的。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決定了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獵人”與“獵物”之間的對抗，而是發展中的分歧，并由此產生了各國對利用全球公共品和全球稀缺資源的不同行為方式。于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伴隨著全球性的巨大經濟收益的，是環境、資源、海洋利益、外層空間開發、難民、恐怖主義、販毒等全球性問題。在冷戰結束以后，軍事沖突和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的情況下，上述既超越國界和地區界限又超越意識形態性的全球問題就成為關系到整個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嚴峻問題。 而這些問題單靠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應對，必須通過國家間的合作來謀求共同安全，實現共同發展。因此，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倡導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的新安全觀正是在“問題政治學”基礎上實現角色轉換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