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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美兩國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針，如中國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本文圍繞著六個維度來同時考查中國與美國政府實際治理績效，包括經濟、財政、就業、社會保障、科技創新和社會治安六大要素的治理績效基本框架。

具體地講，就是不同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財政可持續性、擴大國民就業能力、改善社會保障能力、促進科技創新能力以及維護社會安全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能力。這些關鍵性指標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金量，比各類其他指標更具有可比較性，也更直觀、更客觀。最重要的，也能夠經得起其他研究者的檢驗與核對。

這里我們選擇了2000—2012年間兩國的公開數據，對中國而言還包括已公布的2013年數據，由此作為依據來評價中美兩國政府的治理績效。對美國而言，比較范圍選擇的是共和黨的小布什總統兩屆任期和民主黨奧巴馬一屆多任期；對中國而言，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包括三屆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任期。

第一，中國經濟增長水平大大高于美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按2005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2000—2012年間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11.1%，美國為1.8%；其中發生金融危機的2008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0.4%，2009年又進一步下降至-3.1%，而同期中國仍保持在9.6%和9.2%（見圖1）。如計入2013年最新數據，則中國仍然保持了7.7%的經濟增長率，美國僅為1.9%；中國從2000年至2013年的年均經濟增幅為10.6%，美國僅為1.9%。

從國內生產總值（GDP）情況看，根據IMF的數據，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2000年的中國經濟總量對美國的追趕系數為30.3%，到2012年已增加至79.4%（見圖2），平均每年縮小4.1%。

從國民人均收入情況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對美國的追趕系數，從2000年的6.6%增長至2012年的17.9%（見圖3），這意味著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里，美國國民人均收入相對中國的領先優勢從15倍左右縮小到了5倍左右。這表明：在過去十多年間，美國打了兩場戰爭，又制造并出口了一場金融危機，直接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對中國而言，卻是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了戰略機遇期，保持了持續的經濟高增長，為國家各項事業的全面發展、為進一步全面超越美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中國財政可持續性水平顯著優于美國。一般性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國財政可持續性水平乃至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數據，2000—2012年間，美國一般性政府債務相對于GDP的比重僅在2004—2006年間微有下降，在小布什任期內，該比重從不足55%上升至近70%，這與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軍費開支大幅增長緊密相關；小布什在任期結束前又推動國會通過了“七千億救市”計劃，大有“在我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之勢，直接導致美國一般性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2009年開始進一步攀升，到2012年已升至106.6%。

相比之下，盡管中國一般性政府債務水平占GDP比重于2010年間陡增至近35%，但很快在2011年回落至低于26%，2012年又下降至22%，接近2002年以來20%左右的平均水平（見圖4）。

第三，中國在促進就業方面的表現更是遠在美國之上。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治理績效。根據中國的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目標值，“十五”期間，城鎮年新增就業人數為800萬人，五年共計新增4 000萬人；“十一五”、“十二五”期間均為每年900萬人，每五年共新增4 500萬人；“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間，城鎮登記失業率均控制在5%以下。

實際執行結果顯示，從2001年到2013年，中國累計實現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達1.38億人，其中“十五”時期五年達4 200萬人，“十一五”時期五年達到5 771萬人，2011—2013年三年達到3 797萬人，都分別超過目標值，城鎮登記失業率均控制在5%的目標值下，這就意味著中國不僅就擴大就業向人民作出了鄭重承諾，也兌現了承諾（見表1）。

相比之下，美國2010年末的就業崗位數比2008年末減少了630萬（見圖5），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整個衰退期美國共損失了800萬個就業機會，即使用2010年3月至今美國私營部門累計創造的460萬個就業崗位對其進行抵消，美國就業崗位數在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的凈減少量也高達340萬個。這與奧巴馬政府的承諾相去甚遠：奧巴馬在2008年11月22日承諾在2011年前為美國民眾新增250萬個就業崗位，12月下旬又將承諾新增就業崗位數調高為300萬個，2009年1月再次加碼至400萬個，承諾與實現值之間存在著740萬的巨大差距。從失業率來看，由于受金融危機影響，美國勞工失業率經過小布什任期內的小幅下降之后，在2009年陡增至9%以上，到2012年回落至8.2%，2013年進一步回落至6.6% ，但仍高于中國4.1%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水平。

第四，在基本社會保障方面，中國更是取得了比美國惠及范圍更廣、投入更具成效的建設成就。以醫療保險覆蓋情況為例，2001—2012年間，中國城鄉無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人數占總人口比例從2001年的94.3%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1%；而同期美國無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2001年的13.5%升至2010年的16.3%，之后隨著奧巴馬醫改法案的通過略有下降，回落至2012年的15.4%，仍有4774萬人沒有醫療保險（見圖6）。

第五，從推動科研試驗、促進技術與研發創新方面來看，中國也表現出非常強勁的趕超美國的勢頭。一方面是研發（R&D）投入增長情況。中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從2001年的0.95%增至2012年的1.98%，增幅超過一倍，2013年又進一步增至2.09%；美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則基本沒有增加，2011年水平僅比2001年高出0.08個百分點。不難發現，盡管2012年中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與美國2011年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這一差距已比2001年縮小了一半（見圖7）。

另一方面是科研產出的情況。以國內專利申請量和授予量為例，中國同樣在快速趕超美國（見表2）。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2014年數據，從2000年到2012年，美國和中國的國內專利申請量分別以5.2%和23.5%的年均增幅增長，其中中國的主要增長來源是本國居民（resident），美國的主要增長來源是非本國居民（non resident），中國對美國的追趕系數已經從17.54%提高到120.26%，即中國達到美國的1.2倍，已經從落后者一躍成為領先者。

以本國居民為主的專利來源構成也進一步表明：中國國內技術創新環境已經發生了顯著改善，本國居民的研發和創新潛能由于受到充分激勵而不斷迸發出來。從專利授予量看，2000—2012年美國和中國分別以4.0%和26.4%的年均幅度增長，中國對美國的追趕系數從8.29%提高到85.76%，中國已經居世界第三位，不久就會超過美國與日本。

第六，從社會秩序看，中國也明顯優于美國。作為世界“一超”國家，美國長期自任“世界警察”，不遺余力地維護所謂“世界秩序”，但與此同時，其國內的社會秩序與安全水平堪憂。

UNDP發布的《2013年人類發展報告》將殺人犯罪率（每十萬人中故意殺人犯數）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國民人身安全水平和社會綜合指數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此指標來看，2004—2011年間，中國為1.1，世界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組平均為2.1，相當于中國的兩倍；美國為4.2，相當于中國的近4倍，死亡總數在1.3萬人。可見，中國是世界上相當安全的國家，其社會安全水平明顯高于美國和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的平均水平。

如果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UNODC）提供的國別安全指標體系，以死于謀殺案件人數為例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在該指標上，美國每十萬人口中死于謀殺案件的人數高達5~6人，約為中國的3倍；在死于謀殺案件的總人數上，中國在2004—2008年間下降了約40%，且已經降至1.5萬人以下，美國則基本保持在1.5萬~1.6萬人的水平（見圖8）。

美國不僅是世界最大的軍事強國，更是世界最大的槍械暴力大國。據維基百科提供的公開信息，槍械暴力一直是美國社會重大的公共議題之一，特別是在城市地區，并且與青年活動和幫派暴力息息相關。此外，私人擁有的槍支也成為美國人自殺的武器，大多數因槍傷致死的人都是死于自殺，2004年共有16 907起自殺是使用槍支的。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禁止侵犯“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擁槍權倡導者一般鼓勵大眾捍衛憲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多年來，美國軍隊、校園惡性槍擊事件多發，不僅成為難以醫治的社會頑疾，給普通民眾造成嚴重心理創傷，也為美國政治利益集團（主要是槍支協會）所綁架。可以說，美國是世界最富有的大國，又是最恐怖的社會，歷屆美國政府都無法摘掉這個“黑帽子”。

中美治理績效比較的實證分析表明：2000—2012年間，無論是共和黨人小布什還是民主黨人奧巴馬主政，無論是在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國民增收、保障財政可持續性方面，還是在提高就業水平、完善醫療保障、推動科技創新方面，中國的治理績效或已優越于美國，或已顯著縮小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形成了強有力的與美國競爭和趕超美國之勢。總體的對比形勢是，美國在相對退步，中國在相對進步。

【本文摘編自胡鞍鋼等所著的《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一書，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