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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柴山茂是中國戰場在1945年8月15日前俘虜的唯一一名大隊長級指揮官。另兩名則是因日本投降后拒絕繳械而被俘虜。

這位柴山茂大隊長被俘的經過很有戲劇性。根據他自己的回憶（來源見 柴山茂的回憶錄《思い手》；日軍原獨混第五旅團戰友會發行的《昭和38年獨立第十九大隊結隊祭紀念集》（其中有柴山的回憶講演《迫降在八路軍中》）；以及桑島節郎（在世）的《華北戰記》）：他奉命離開煙臺前往威海參加軍事會議，因交通已被八路軍斷絕，所以乘陸軍航空兵的一架戰術偵察機前往威海。在飛行途中因為高度較低，遭到八路軍地面部隊射擊，發動機被打壞，被迫迫降，結果被八路軍俘獲。

值得重點指出的是，另有746名日軍主動向共產黨抗日武裝投誠。這對于以“死硬”著稱的日軍中簡直不可思議。

1940年9月，產業工人出身的日軍士兵坂谷義次郎，不堪忍受日軍官兵對中國人的槍殺、搶掠和強奸，率先向新四軍投誠，后來他犧牲在抗日戰場；在他之后，南通匯龍鎮有14名日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炮兵豐川秀雄等兩人，攜帶步槍和手槍向新四軍投誠；日軍山本師團822部隊兵長渡邊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軍投誠；日軍軍曹田井達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攜帶步槍3支、子彈300發、指揮刀一把，向新四軍投誠；日軍憲兵伊山志雄的父親、哥哥被強迫征兵后戰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強迫送到中國戰場當軍妓，受盡凌辱，伊山志雄滿腔悲憤地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童山部隊中的6名朝鮮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駐守南京的18名日軍士兵，準備集體向新四軍投誠，后因消息走漏，被日軍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縣日軍一個小隊20余人，在小隊長川井一太郎的率領下起義，參加了新四軍，與新四軍并肩抗日。

1940年元旦，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競賽

而被俘后加入八路軍的小林寬澄，至今仍然以參加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一生的驕傲。而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他們是：寺澤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淺野清、黑田嗣、鈴木宏、松野覺、森增太郎、大野靜夫、后藤勇、坂谷義次郎、松田、田鈿恙、吉田武、福岡留、宮川戶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戶田益、高木敏雄、原廣見、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實、砂原利男、佐野甚七、與津、富田、紺野、宮崎、田中實、吉圣次郎。

生俘日軍已經比斃殺日軍難得多，而改造、爭取日軍加入我軍則更為不易。

在二戰各主要參戰國中，日軍武器的硬件先進程度排名接近墊底，但受軍國主義洗腦后表現出的對敵人和自己人同樣的殘忍態度，卻令對手印象深刻。

那么日軍這種“死硬”精神的根源來自何處？

在日本當時舉國軍國主義狂熱洗腦下，日軍士兵認為自己的戰爭是“圣戰”，“政治熱情”極高；同時，作為一支東亞國家的軍隊，日軍以被俘為恥辱，軍國主義“武士道”更進一步把這種對被俘的恐懼推向極限。即使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下令投降后，依然存在日軍部隊成建制拒絕投降，繼續作戰的情況，日軍之瘋狂可見一斑。

從政治上看，日軍士兵受神道教與日本“武士道”思想洗腦相當徹底，死忠于天皇，自認為進行著“正義”的圣戰——如果不能從思想上打敗他們，就難以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他們；

從軍事上看，日軍一直走精兵路線，比如日本海軍就有“月月水火木金金”的練兵口號（意為沒有休息日，每天都要進行嚴酷訓練），這使得日軍軍人的軍事素養頗為高超，這種“自傲”是他們死硬思想的支柱之一——如果不能在戰場上擊敗、壓倒他們，就很難從思想上打敗他們；

從歷史傳統看，日本社會中等級分明的傳統也傳承到日軍之中，輔之以日本傳統的“武士道”思想，這讓日軍上上下下等級森嚴，上級對下級的各種欺壓被視為理所應當——即使是在思想上被“擊敗”，這種“傳統”也會禁錮著日軍士兵，驅使他們做出瘋狂的行為；

從紀律看，日軍軍紀殘酷到毫無人性，下令自殺攻擊被視為稀松平常，下級士兵也常毫不猶豫地執行。日軍遠征國外難以回國，身處高度危險的敵對環境，日軍依然能忠于天皇、執行命令——這種高壓下積累的負面情緒，在面對中國軍民的時候就有變態的釋放。再加上后勤不足，奉行“現地自活”，導致日軍掠奪成性。對報復的恐懼也導致日軍士兵極度害怕被俘。

然而，諷刺的是，這些讓“米英鬼畜”（日本報紙當時對美國和英國的稱呼，觀察者網注）膽寒的死硬“大日本皇軍”，卻在抗戰中被八路軍和新四軍生俘6213名，另有746名日軍主動向共產黨抗日武裝投誠。總計6959名。今日看來，這堪稱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

中國抗日武裝能夠戰勝日軍，自然有自己獨到的地方。

抗戰時期日本戰俘在晉察冀成立反戰同盟

這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是思想上的“戰斗力”強。日本的“武士道”也好，軍國主義洗腦也罷，說到底都是反動的、落后的，甚至是封建的，在中共的思想武器面前本就沒什么“戰斗力”。事實證明，只要能夠打破禁錮普通日本士兵的思想桎梏，他們也是可以獲得新生的。

而相比之下，“國軍”自己就是一支落后的帶有封建色彩的軍閥軍隊，唯一的凝聚力來自當時剛剛初步覺醒的民族主義精神。然而作為一種思想武器，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只能與日本人更狹隘的民族主義精神迎頭相撞。這個時候無非是看誰的拳頭硬，而國軍的拳頭，一般是沒有日本人硬的。

此外，中國的共產黨武裝，一向重視做敵人的思想工作，效果卓著。即使是在朝鮮戰爭中，也出現了美軍黑人工兵連集體投誠的著名事件。

而相比之下，國民黨軍作為一支連自己的士兵都掌握不了的落后軍隊，更別提對敵人的宣傳教育工作了。

最后，中共抗日武裝在戰爭后期已在戰場上對日軍取得了軍事上的優勢，很多時候都能將日軍孤立在據點中，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投誠投降更是成為常見現象。

而“國軍”直到日本戰敗前夕還在豫湘桂會戰中被日軍打得千里逃亡，甚至直到投降前，日軍還計劃再發起大規模進攻作戰。戰場上打敗不了對手，還談什么思想上戰勝對手？

可以說，抗戰中國共兩黨俘敵情況的對比已經昭示出，中國共產黨日后必將把古老的神州大地蕩滌一清的趨勢。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從這段歷史中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

無論俘獲了多少日軍，戰爭已經過去了70年。但是其造成的殺戮與破壞給我們的慘痛記憶恍然如昨，而鄰國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跡象，實在應該引起更大的注意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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