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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的新著《風起陜甘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12月）。

本書是韓毓海教授于2020年受邀到陜北踏訪后形成的文字。“風”一指造成黃土文明的大風，二指中國革命形成的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韓老師聚焦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及這一時期的中國革命，以追問陜甘寧對中國革命的塑造。

在本文中，韓毓海教授以冀朝鼎這一人物為線索，通過勾勒其生平和著作，指出了冀朝鼎對中國革命的作用，其著作不僅是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進一步完善，也涉及了在元代之后中國如何處理“居國”(農耕文明)、“行國”(游牧文明)與“海國”(海洋文明)的問題。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意識到了中國發展的大勢是以邊疆包圍中原，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體系控制南方的經濟區。身處“邊緣”的陜甘寧地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了中國革命“中心”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文/韓毓海】

“紐約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陽人，他出身名門，其父冀貢泉先后擔任過山西司法廳廳長和教育廳廳長。

1916年，年僅13歲的冀朝鼎考入清華學校。1919年，熱血少年冀朝鼎參加了五四運動，在六三大宣傳時被捕，那個時候，他只有16歲。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學生最多，瞿秋白、張國燾同日被捕，北大劉仁靜也是那天被抓進去的，當時也只有17歲，法庭審判，問劉何以被抓，他竟茫然不知。被捕學生中，北大最小的是劉仁靜，清華最小的是冀朝鼎。

孫中山說，國家的實質就是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在戰爭之外，有了大規模外交，而外交又有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五四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民間外交的勝利，它使世界認識到，中國的主權在民，也鼓勵了中國的國民民主運動。

1939年9月9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上書蔣介石時則這樣說：英法對于弱小民族之一貫政策，決不愿其獨立解決，故對自己言民主，對任何弱小國家，不能言自主也——這就是巴黎和會給中國的教訓。

五四運動要的是民主還是自主，是“啟蒙”還是“救亡”？這是一個問題。五四運動、巴黎和會不僅使中國知識界開眼看西方，也使中國的先覺者認識了西方的強權本質——所以說，這是“覺醒年代”。

1924年，21歲的冀朝鼎以優異成績被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錄取，赴美留學，在去美國之前，他專門去北大拜訪了李大釗。

1929年，冀朝鼎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而博士論文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這篇論文震驚了美國政界與學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6歲。

冀朝鼎（1903-1963）

那個時候，冀朝鼎的研究關心戰爭與稅收問題。在他看來，西方的資本積累主要依賴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剝削其國內的工人階級。正如唐代之后，中國的基本經濟區在江南，工業革命之后，大英帝國的基本經濟區則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國內。這是當今世界結構的要害。

1927年，冀朝鼎去歐洲參加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同盟大會。在歐洲，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參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團工作，并擔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鄧中夏的翻譯和秘書——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冀朝鼎就已經與鄧中夏結為好友，鄧的父親鄧典謨，與冀朝鼎的父親冀貢泉，都曾在民國政府做官。

1929年，冀朝鼎結束歐洲之行，回到美國，加入了美共中央中國局，和賈菲夫婦一起創辦了《今日中國》，這個雜志后來改名為《美亞》。《美亞》雜志吸引了美國最優秀的學者，《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書的作者歐文·拉鐵摩爾，就是這個雜志的主要撰稿人。

歐文·拉鐵摩爾（1900-1989）

1929年，《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在紐約出版，給冀朝鼎帶來了巨大學術聲譽，通過紐約的學術圈，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室的柯弗蘭，據說還發展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而柯弗蘭又將冀朝鼎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羅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國財政部部長摩根索的助手白勞德，而白勞德后來成為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美國總統周圍的學者們，對當時世界金融市場的高度不穩定充滿警覺，甚至樂見英鎊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崩潰。他們認為，健康的經濟必須建立在獨立自主和實體經濟的發展之上，而不是依賴于盲目的金融擴張。在當時的保守主義者看來，這種觀點是“左”傾的，以至于麥卡錫后來認為，抗戰期間的美國駐華外交人員，基本上被美國共產黨策反了。

置身紐約和美國財政系統，冀朝鼎對于美國的財政金融結構極為熟悉，美國的財政金融體系締造于美國立憲時代，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開創者。與杰弗遜和麥迪遜不同，漢密爾頓的基本主張是建立一個富人支持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個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就在于財政與金融，具體說來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強大的中央銀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過地租稅、人頭稅、貿易關稅，以保證財政稅收能夠支付銀行借款的利息，且僅僅是償還利息而已。

自美國立憲時代起，杰弗遜、麥迪遜就激烈反對過漢密爾頓的制度設計。他們認為，漢密爾頓的制度設計有幾個缺陷：第一，使美國政府依賴銀行借款，這種借款不僅來自富人，而且來自舊大陸特別是英國；第二，使美國財政依賴于向老百姓課稅，特別是向農民課稅；第三，使美國的財政體系依賴銀行債務，這不但使美國難以獨立自主，更為美國財政破產埋下了隱患。

在羅斯福新政時代，美國政府的一個態度轉變，就是要扭轉漢密爾頓的“金融邏輯”，以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的獨立自主，包括在金融方面，結束美國對于歐洲金融市場的依賴——這是當時財政部的主要觀點，當然也是冀朝鼎的觀點。

1941年，冀朝鼎回國，先后任平準基金會秘書長、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并兼任圣約翰大學、暨南大學商學院教授等。抗日戰爭勝利后，冀朝鼎任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到上海接收日、偽金融機構。

冀朝鼎與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親冀貢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冀朝鼎回到重慶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館。宋靄齡親切地稱冀朝鼎是“紐約男孩”——在四大家族看來，冀朝鼎是一個單純的書呆子，是一個被美國教育培養的極為單純的西方紳士。據說，有一回，宋靄齡專門請廚子做了山西菜請他，宴席起初擺在院子里，只有主客二人對飲。席間，宋靄齡突然說，院子里冷，我們到屋里去吧！冀朝鼎恭敬起身說：時候不早了，感謝夫人的款待，我失陪了。事后，宋靄齡對孔祥熙說，你那位小同鄉，是個財色不動心的柳下惠。

孔祥熙和宋靄齡

1948年，蔣介石打內戰，需要錢，想錢想得抓狂，冀朝鼎給他出了一招——讓法幣與白銀和黃金脫鉤，發行金圓券。蔣介石大喜過望，立即實行，結果是貨幣崩盤，金圓券一瀉千里，經濟崩潰，人心全失，國民黨因此丟了江山。而這一改革，完全符合漢密爾頓的“金融邏輯”——向富人借款，向窮人課稅，以借款利息為基礎，大規模發行紙幣。

一個政府的能力，就在于其舉債能力，英國的“富強”，根源就在這里。蔣介石認為，這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學說，冀朝鼎當然知道，這其實是亡國之策，但既然蔣介石喜歡，他順水推舟，就這樣辦了。1948年，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卻突然想“自殺”，而冀朝鼎就是那個給他遞刀子的人。

共產黨不僅靠硬實力打敗了國民黨，共產黨的迅速勝利，能抓住人心這個軟實力，固然最重要，但更為值得思考的，則是共產黨如何運用了巧實力。

最近有一部轟動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據說，其中就有冀朝鼎的影子，但神龍見首不見尾，那只是一個影子而已。

1947年3月，毛澤東撤離延安，僅僅一年之后，國共雙方便攻守異勢。其中原因，一個是靠毛澤東大智大勇，以四個連拖著胡宗南在陜北轉圈，以此打亂了蔣介石的戰略大局；一個是金圓券改革毀了國民黨的經濟，亂了蔣介石的后院。

冀朝鼎，這個人辦過什么大事？金圓券改革，人民幣制度的創立，“第三世界”陣營的形成——冀朝鼎是參與構造這三個制度的人。

金圓券的幣制改革，直接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經濟崩潰；人民幣制度創立，為新中國財政金融奠定了基礎；“第三世界”陣營的形成，改變了世界格局，為今天的“一帶一路”開了先河。

使貨幣發行與土地掛鉤，這是麥迪遜的觀點，美國沒有采用這樣的貨幣制度，而中共發行人民幣則是這樣做的，人民幣首先是在土地改革中，為廣大的農民所接受。但麥迪遜的一個基本觀點還是被美國所堅持——為了美國的獨立自主，就必須保持相當規模的農業和農民的數量——今天，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農業大國。

冀朝鼎極為熟悉西方，他的一個觀點是：西方文明不是一個整體，基于基督教羅馬帝國的傳統，美國、俄國、德國和英國都有建立世界帝國的野心，而天主教的法國則對文化輸出更為熱心，由于拉丁文化的原因，法國與第三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

基于不同的文明傳統，與中國有著更多共同語言的應該是法國，法國是新中國與西方建立關系的紐帶，而中國能夠給法國提供的最大幫助，就是協調阿爾及利亞問題。毛澤東、周恩來接受了這一建議，但在出訪阿爾及利亞前一天夜晚，冀朝鼎因勞累過度，在辦公室猝逝。

冀朝鼎死于盛年，帶走了太多的思想、學問、智慧，也帶走了太多的秘密。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長、副董事長；他創立了包括廣交會在內的中國對外貿易體系，是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會長。

如果說，20世紀的中國，哪個讀書人最厲害，我個人認為是冀朝鼎，為什么？就憑他一冊薄薄的小書——《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

2008年，我在紐約大學教書，遇到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說，冀朝鼎被稱為“紐約男孩”，這是誤解。我問為什么？他說，因為他不代表這里（紐約），代表這里的是漢密爾頓，冀朝鼎代表南方和西部農民的觀點，他屬于麥迪遜派——那個時候，因為他的中國身份，在這里，他就會被理解為代表中國共產黨。其實，他確實代表中國共產黨。

如果他留在美國會怎么樣？他留在美國，會得諾貝爾獎，就像阿瑪提亞·森那樣——不過，那又怎么樣？冀朝鼎可以輕而易舉成為阿瑪提亞·森，但森不可能成為冀朝鼎。

美國一直希望改變中國，但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你瞧，歷史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