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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馬克思究竟是哪里人”這樣的問題，其實也是為了思考“什么是現代國家”這個問題，是為了思考“民族國家”與“人民共同體”——“自由人的聯合體”之間的區別——這一重要問題。

現代國家主權來源于“民族-人民的集體意志”（collective national-popular will）,那么，為什么要在“民族”與“人民”之間加一個破折號呢？簡單地說，這就是在提示國家的階級性質。因為“民族”（nation）這個說法，原本是指地方貴族議會，而不是指人民。議會，首先是由地方貴族構成，而后由資產階級構成。那么，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和貴族能否代表民族、能否代表人民呢？而這個“破折號”所給出的，正是意味深長地提示，它提示著：法國大革命只是開啟了現代政治共同體，但是這個共同體中卻隱含著國家與民族、資產階級與人民之間的矛盾。而盧梭的《契約論》則是通過將“臣民”、“國民”和“人民”混同起來，掩蓋了“國民”與“人民”的根本區別。

在歐洲政治史上，深刻地揭示了這一內在矛盾的，是共產黨人安托尼·葛蘭西。他指出，如果說，在“帝國”的框架里，所謂“民族”其實就是指地方性的資產階級的話，那么，意大利的資產階級上層就既不代表意大利民族，也不代表意大利人民，因為他們是“國際化”的，是站在國際資產階級一邊的，他們往往倒是意大利民族和人民的敵人。

而最天才地論述了這一問題的，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毛澤東在1925年撰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為兩個部分，其上層是買辦資產階級，他們是帝國主義的幫兇，另外一部分代表民族利益，是人民團結的對象，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人民團結資產階級進行革命，因此，我們方才說：新民主主義國家就是“民族-人民的集體意志”的體現。

什么是社會主義革命呢？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通過解決現代國家內涵的“民族-人民”、“資產階級-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類共同體，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不等于建立民族國家，這意味著，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不是建立資產階級與人民群眾“共和”的國家。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是“未完成的革命”，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就因為它建立的是民族國家、資產階級國家，而不是人民國家，不是真正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拿破侖的戰敗，不過是從法理上宣告了大革命理想的告一段落。

正是在人類歷史滑鐵盧的轉折點上，馬克思一家由法國人變成了普魯士人，當馬克思進入特里爾中學時，他毫不猶豫地將法語作為了自己的第一外語，而當他獲得博士學位之后，他就立即帶著自己美麗的新娘離開了普魯士，奔向巴黎。

卡爾·馬克思，從此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為了大革命未竟的理想—-批判地揚棄民族國家，而去追去人民共同體，自由人的聯合體。

康德希望成為世界公民，而馬克思則從此成為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導師。

滑鐵盧，不僅發生在1815年。

在中共九大預備會議上，面對設國家主席的爭執，毛澤東這樣感慨萬千地對林彪說：國家主席，我不當，我建議你也不要當，如果非要設，可以讓董老當，讓陳永貴當，讓工農兵當。

后來，有人竟然說：毛澤東就是這樣，拋棄了他出生入死的戰友和兄弟，淪為了孤家寡人。他們說，那就是毛澤東的滑鐵盧。

但是，這不正是24歲的馬克思的選擇嗎？那一年，風華正茂的卡爾·馬克思拋棄了自己的燦爛前程，告別了富裕的家庭和親愛的爹娘兄妹，獨自遠行，他從大革命失敗的地方起步，從拿破侖倒下的地方重新出發，從人類歷史的滑鐵盧出發，去追求人民解放的事業。

當然，他并非獨自遠行。因為追隨他的，還有世界上最勇敢、高貴、美麗的女性，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他們就是這樣上路，就是這樣波瀾遠行。

《燕妮與馬克思》插畫

1815年，拿破侖在布魯塞爾南部的滑鐵盧戰敗。

1848年，馬克思在布魯塞爾發表《共產黨宣言》。

那個人已經從圣赫拉拿島再次逃脫，他現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尼采說：瞧啊！這人！

參考文獻：

【1】公元293年，羅馬皇帝馬克西米安發表聲明，開始了歷史上叫作“四帝共制”的時代，帝國西方“副帝”君士坦提烏斯·克洛魯斯所轄區域，包括不列顛、高盧、西班牙，以及非洲西北部，首都即設在萊茵河支流摩澤爾河上游的特里爾。

【2】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乃至全世界聲名遠揚的金融家族，發跡于19世紀初，創始人梅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和他的五個兒子在世界各地開設銀行，建立了自己的銀行產業鏈，影響了整個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的發展。

【3】美第奇家族是意大利佛羅倫薩著名的銀行業家族，最主要代表為科西莫·美第奇和洛倫佐·美第奇。美第奇家族是佛羅倫薩13世紀至17世紀時期在歐洲擁有強大勢力的名門望族，靠替教皇放債暴富。

【4】尼科洛·馬基雅維利（1469—1527），出生于佛羅倫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在中世紀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個明顯地擺脫了神學和倫理學的束縛，為政治學和法學開辟了走向獨立學科的道路。他主張國家至上，將國家權力作為法的基礎。代表作《君主論》，其主要論為君之道，君主應具備哪些條件和本領，應該如何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他是名副其實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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