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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小婷】

初次分配，如何兼顧效率和公平

觀察者網：我國目前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反映了勞動要素是各種生產要素中最受重視的部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收入主要遵循市場原則。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我們也知道近年來，大家對996、加班文化多有抨擊。在您看來，我們目前在初次分配中還存在哪些問題？

寒竹：第一，正如你所說，中國的《勞動法》其實并沒有完完全全落實下去，勞動者并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保障。996嚴格說來是和勞動法相抵觸的。勞動法規定，工人加班每天不能超過3個小時，一個月不能超過36個小時，但是實際上超過了加班時間的情況大有所在。我們目前采取每天8小時、每周40小時的工作制度，這個制度在很多地方并沒有真正地落實。

事實上，按時間單位計算，中國的人工工資要低于我們目前所理解的市場上的工資。舉個例子，一個員工的正式工資是一個月3000塊錢，但是企業會告訴他，你每個月可以拿到6000，但你需要加班。很多人會想一個月掙6000還不錯，但實際上其中3000是需要加班加出來的。

勞工的總收入提高了，他就很少去計算自己到底多加了多少班。在這種情況下，加班成了很多企業的常態。甚至很多企業是員工為了多掙錢主動要去加班，因為不加班工資就會很低，只有加班才能掙夠錢。企業把強迫加班美化成勞工主動提出來的，好像是員工自己要加班，以此來回避企業的責任。實際上員工之所以有加班需求，是因為企業壓低了工資。如果不加班也能掙到比較體面的工資，員工就不會想去加班了。所以我覺得在全面落實勞動法、確定最低工資和勞動保障方面，力度還有待加大。

因為基本工資低，工人不得不通過加班來獲得高收入（視頻截圖）

第二，國有企業在生產過程當中應當體現出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什么說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企業？這個問題確實很難簡單回答，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因為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所以由社會主義國家出資的企業都是社會主義企業。但是按照這種觀點，因為國有企業是國家所投資的，換句話，其投資方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它自然是社會主義企業。

其實嚴格來說，這個說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因為這種觀點是用上層建筑來決定經濟基礎，而且也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不能說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相反，是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如果按照剛才那種邏輯，新中國從1949年建立就應該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我們是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之后，農村實現了合作化，城市工商業實現了公私合營，農村和城市的經濟單位具有了社會主義性質，中國才宣稱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改革開放以前，我們說工人階級是企業的主人，比如有職代會等等，但這個東西很難落實，也做了很多嘗試，鞍鋼憲法、工人參與管理等。但現在的國有企業，除了是國家出資的以外，整個生產與經營過程嚴格來說與私人企業沒有太大區別。現在的用工制度，基本上不外乎直接雇傭、勞務派遣、勞務外包三種形式。國有企業通過改制，多采取后兩種方式，這就造成了心理認知上的改變：現在很少有國有企業的工人會說我是這個企業的主人，他們與企業之間就是簡單的雇傭關系。

這里就涉及到初次分配的問題。很多企業通過勞務外包的方式，外包以后再外包，層層外包，最后把勞工的收入壓得很低。這或許無可厚非，因為是和市場掛鉤的，但是企業同時也把應當承擔的責任，比如勞動保障、最低工資等都給推卸掉了。所有的勞務派遣和勞務外包，按照行內的話來說，目的是規避風險。所謂的規避風險，就是規避責任。在一些基建行業的國企，有的甚至只有管理層，沒有工人，或很少工人，生產過程基本是外包出去。

國企要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社會要追求公共富裕，就要全面落實《勞動法》，進一步縮小三種用工方式的收入差距，要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提供勞動保障，不能夠把勞務外包或者勞務派遣變成一種變相的推卸責任的方式。

觀察者網：這里就涉及到我們在初次分配中經常會提到的“效率和公平”問題。以往社會生產會更看中效率，甚至認為追求公平可能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活力和動力，進而降低效率，該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

寒竹：我們首先要做到的是在直接雇傭、勞務派遣、勞務外包三種形式之間遵循公平的原則，減少造成三者之間的差異。比如現在編制內員工擁有很多福利，這種福利實際上可以轉化為收入的一部分，導致編制內外有一定差距，這之間的差距應該越來越小，否則就會導致底層勞工利益受損。

我覺得特別要注意一點，就是要保障2億多農民工的基本權益，這是最重要的。因為農民工的要求比較低，經常會被用工方通過勞務派遣、勞務外包的形式，變相取消或減少其享受勞動保障的權益。我們一定不能夠用這種方式來對待農民工，層層外包這種用工方式一定要有法律規范，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都不能推卸自己應該履行的責任。

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工，他們的基本權益應該得到有效保障。圖片來源：新華網

觀察者網：但資本是逐利的，想通過企業的自我調節來達到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其實很難。從企業和國家兩個層面來看，能夠做些什么？

寒竹：公平和效率之間的掌握和平衡，行為主體還是企業。企業要想提高效率和競爭力，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科技創新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企業應該研究怎么通過科技創新，而不是只通過降低勞動成本來形成市場競爭力。當然效率和公平兩者都需要，但在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個主次之分。即便放到全世界都是這樣，科技創新、技術突破才是提高生產力的主要因素，如果只是不斷降低勞動成本的話，企業也無法升級發展。

在第一次分配上，政府能夠做的也有限，因為歸根到底我們現在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于是在公平與效率之間，我們很多時候會不由自主地傾向于效率。從國家層面來看，應該更多采取政策措施來鼓勵企業的創新，現在也在做這件事，包括對創新行為在稅收方面進行減免等等。同時，政府也要發揮托底作用，應該劃清紅線，不能犧牲勞動者的權益。

總體來講，在進行第一次分配時要兼顧我們的國情，我們目前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兼顧效率。但僅憑第一次分配不可能真正改變貧富懸殊的問題，因為按照目前我們這種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營方式共同發展的經濟格局，按照我們目前追求效率的特點，貧富差距難免會加大，所以我們才要進行第二次分配。

再分配，稅收制度的改革是關鍵

觀察者網：再分配由政府主導，主要是通過稅收來縮小貧富差距。目前我國在稅收制度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如何發揮稅收的調解作用？

寒竹：第二次分配跟第一次分配的最低工資、勞動保障一樣，是制度性、強制性的。但我認為中國之所以不斷要講縮小貧富差距，因為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到今天為止貧富差距還是很大，甚至要大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和北歐等國家相比，我們的貧富差距更大，這顯然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的現象。原因在哪里？就在于第二次分配做得不夠好，而根本原因則在于我國的稅收制度存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