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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此前以“自由貿易”為口號的貿易全球化，大約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全球產業出現轉移和重組的明顯趨勢。許多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轉型升級以后，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在那里投資設廠，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則積極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發展出口導向性經濟。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制造業從歐美轉移到日本，再轉移到亞洲，新的產業鏈在全球開始形成。

1978年底，中國發生了一件對世界來講產生深刻影響的事件，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式揭開帷幕。1979年，中國頒布了第一個利用外資的法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同一年，泰國正大集團投資1500萬美元，拿到了深圳市0001號中外合資企業營業執照，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在華投資的外商集團。從此，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開始參與到生產全球化的大潮中。

推動全球產業鏈形成的基本動力是區域分工和比較優勢。經過幾十年的全球化生產，全球生產形成了一個相互協作、相互依賴的鏈條。在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生產出所有的產品，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脫離全球經濟體系獨立發展。眾所周知，中國的中興、華為等高科技企業需要采購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核心部件。同樣，每一個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幾乎所有的高科技產品的生產也同樣需要采購其它國家的重要部件。

以美國的蘋果公司為例：蘋果公司的所有產品及其零部件均由第三方企業制造，關鍵部件制造和供應分布在美國、中國、德國、愛爾蘭、以色列、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荷蘭、菲律賓、中國臺灣、泰國和新加坡，其中蘋果計算機、iPhones、iPads和iPods裝配在中國完成。

再看美國引以為傲的航空制造業：波音公司商用飛機制造已經放棄完全自主投資方式，不再獨立承擔新型客機的設計和制造，而是根據新型飛機和零部件的復雜程度，在全球范圍選擇風險共享伙伴，采取與風險共享合作者共同承擔研發和生產成本的方式減少投資。波音787飛機的零部件和子系統依靠全球采購。787新型發動機既有來自美國通用電氣的發動機，也有來自羅爾斯·羅伊斯遄達（Trent）發動機。如果按價值計算，波音787飛機90%的設計和子系統依靠外購，按部件計算，進口比重大約到70%。

從以上對全球化進程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從殖民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到生產全球化是一個邏輯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推動了工業化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也使世界在經濟上逐漸融為一體。在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相互依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為了一個普遍現象，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遺世而獨立。

二、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

如果說早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關系形成有著密切關系，那么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兩者的關系則不再像往常那樣清晰了。相反，產業鏈的全球化正在侵蝕和削弱著民族國家的主權。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摩擦，越來越多于他們之間的相互促進。那么，這種情況是如何產生的呢？

首先，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經濟全球化得到了深入發展，由它所帶動的國際性交往和聯系急劇增加，全球性的瘟疫、跨國犯罪組織、全球生態、恐怖主義、核武器、移民和難民、金融危機等治理問題，遠遠超過了普通單一民族國家的能夠應對的能力。解決這些問題，比如世界各國應對2020年的新冠疫情，既需要主權國家內部的力量，也需要民族國家對外尋求全球性的協商和合作。為了繼續維護國際秩序，諸如聯合國、歐盟、WTO、WHO等跨國性組織自然就在當中發揮重要影響。但這些國際性組織在發揮作用的同時，也意味著民族國家的權力將被制約。2016年英國脫歐、美國的一系列“退群”行為，特別是2020年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都可以視作部分民族國家對全球化的一種反彈。

其次，跨國公司的大量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全球化的形態，對民族國家的傳統治理能力構成挑戰。根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公布的數字：“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在1968年為7276家，1973年有9481家，1987年為10727家。自1960年開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子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地增長，從1969年的2.73萬家增加到1980年的9.8萬家?！睋摵蠂Q發組織《2009年全球投資報告》顯示，截止到2009年，全世界有近8.2萬家跨國公司，其中國外分支機構達到了81萬家。

大量跨國公司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需要向勞動力價格低廉、稅收和投資市場較好的國家和地區轉移資本，客觀上減少了本國的就業機會。同時，由于投資和生產等環節都轉移到了國外，也壓低了本國政府應當收到的稅款，削弱了本國政府進行稅收再分配的能力，于是出現了經濟聯系的全球性與社會福利的地區性之間的矛盾。

再者，全球性的經濟交往日益擴大，與之相伴隨的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潛在風險也在增多。在資本自由流動的背景下，各國防控金融風險、抑制投機性資本的壓力必然增大。資本沒有國界，具有很高度的流動性和強烈的投機性，但風險卻實實在在地強加給了特定區域范圍內的“國民”。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中說道，“全球化描述的是相應的一個發展過程，這種發展的結果是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主權被跨國活動主體，被它們的權力機會、方針取向、認同與網絡挖掉了基礎”。一些較為極端的全球主義者甚至認為，民族國家正在走向終結。美籍日裔學者大前研義所指出的“從經濟活動的真實流動角度，民族國家已經失去了它們作為今天無國界的全球經濟中的有意義的參與單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