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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華載，大國復興。

站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節點上，回顧過去，無論是國家，還是個體，都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奮斗不懈的道路，其中點滴，值得我們在70周年重新回味。

為此，觀察者網推出“70周年·愛上中國”系列報道，專訪海外歸來學者，通過講述個人故事和思想轉變軌跡，從個體人生歷程出發，重新還原和講述新中國故事。

本文專訪旅美回國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寒竹。上世紀80年代末，寒竹老師在美國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研究。2011年在香港注冊成立中國力研究中心、尚道社會研究所，著有《中國道路的歷史基因》、合著《中國力》，在《求是》、《紅旗文稿》等國內外報刊雜志發表論文和專欄評論數百篇。

【采訪/觀察者網 小婷】

觀察者網：您是哪一年出國的，當時中國國內的狀況如何？為什么要選擇出國？

寒竹：我是1989年10月到美國的，當時大概35歲左右，出國前在四川師范大學講授西方哲學，我在那個時候寫過一些關于英國哲學和德國哲學的學術論文。至于為什么要去美國，這既跟當時中國的發展有關，也跟我當時研究的專業方向有關。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整個社會不遺余力地向西方學習、與國際接軌，這里講的“國際”，主要也就是指西方世界。但是，西方只是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稱，西方內部各國的發展模式是有很大差異的，比如美國與歐洲的差異就很大。學習西方，學習什么樣的西方？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談到的西方，是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這是一個包含著差異的總稱。今天的西方文明實際上由兩個基本板塊構成，一個是英美體系，一個是歐陸體系，前者常常被稱之為盎格魯撒克遜集團，比如現在的五眼聯盟；后者是以法德為軸心的歐陸國家。造成這種差異除了近代以來的地緣政治原因外，哲學和思維方式不同是主要根源。換言之，英美國家與歐陸國家在思維方式和哲學理念上有著明顯的不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一直在做英國經驗論和大陸唯理論的比較研究，希望找到英美國家和歐陸國家的不同發展模式、不同政治行為在哲學思維方式上的根源。

此外，我在研究美國的政治哲學時又發現，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共和黨與民主兩黨，其實也是有著不同的思想淵源，跟哲學有相當的關系。盡管美國是主要繼承了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但美國從獨立戰爭起，就受到法國的普世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影響。美國的自由派、民主黨在思想上受歐陸的普世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影響很大。所以，簡單把美國的政治文化看成是英國政治文化的延續是不準確的。我當時希望通過對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政治行為的分析，探究它們不同的思想傳統。

我當時去美國，主要就是希望研究美國的兩黨政治、研究美國保守主義與自由派的思想淵源。在聯系美國學校時，我把研究的專業改成了政治哲學。我想了解美國的政治生態，比較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他們的哲學分歧、政治分歧在哪里？我們對美國政治的理解有哪些誤區？

通常，按照西方的標準，民主黨偏左，自由派偏左，共和黨偏右，保守派偏右。但是對于中國來講，對左和右的理解跟美國的理解有很大差異。美國偏右的政客很可能對中國帶有種族色彩，對中華文明帶有敵意；而偏左的政客則希望用西方普世價值來改變中國，說的直接一點就是在中國引發“顏色革命”。包括中國今天跟美國的博弈，也是面臨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不同的對華政策，很難說哪一個更友好。尤其要避免的是，一看到美國有人批評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政策就認為有利于中國，其實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責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很難有效打擊中國，他們是要另辟途徑打壓中國。中國人要客觀看待美國國內這些不同的聲音，要有整體觀。

就我本人而言，在哲學上比較傾向于經驗主義，不太喜歡唯理主義，也不太看好西方的自由派或者唯理主義的普世情懷，覺得這是一個空想主義的烏托邦。我個人一直堅持認為，“摸著石頭過河”的提出是中國思想界的一次大轉折，說明中國開始拋棄教條主義而朝經驗主義的方向走，這是當時中國的歷史需要。

寒竹、文揚合著，《中國力》

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十年，對于如何進行改革，當時的思想界爭論也很大。我在《中國力》這本書中曾談到這么一件事：

1984年我在華師大時，學校請了北大哲學系負責人朱德生教授來演講。他當時在演講中批評中國的改革缺乏系統的理論指導，引起了與會者很大共鳴，他的一句話“我們不能總是摸著石頭過河”，引起了會場熱烈的掌聲。我當時對這個現象深有感觸。我覺得這種現象反映出中國知識界許多人的思維方式已經落后于第一線從事實際工作的實干家。我同時也感到憂慮，覺得中國的思想界一些人進入了一個誤區：很多學者不認可鄧小平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改革。他們認為改革應當是理論優先而不是實踐優先，是政治優先而不是經濟優先。西方自由派的思想觀念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對中國是很危險的。

我認為不管怎樣探索改革的路徑，中國首先需要的是穩定，而先經濟改革，并且把政治改革的內容放到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來實現是最為穩妥、最合理的。中國如果像蘇聯那樣根據一個普世理論的框架，先系統地進行政治改革，希望完成政治改革后再來進行經濟改革，這是本末倒置，必然釀成重大災難。我自己在思想上一直比較偏保守，不太喜歡自由派或者激進的“休克療法”這類東西，我認為對中國來講，需要的是穩定，是發展。

同時我認為，當中國從前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和社會結構中走出來時，經濟與政治本身就無法切割，經濟改革會不可避免地包含政治改革。我認為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每一步都包含了政治改革，因為在之前政治和經濟本來就是高度融為一體的。比如像人民公社、國營企業，既是經濟單位，也是一級國家政權。后來取消人民公社、進行政企分開，看起來是經濟改革，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結構的變革。再比如社會的流動性，如果沒有國家對流動人口政策的改革，勞動力就沒法流動。所以，允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改革。有人講鄧小平只改了經濟，不改政治，是沒有道理的，也沒有說服力。相反，離開了經濟發展的純粹政治改革風險極大，稍有不慎就會出大亂子。

觀察者網：出國之后，帶給您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從國內外比較的角度，您認為中國當時和發達國家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寒竹：可能我的看法和很多人都不一樣，很多人到了西方感到很震撼，覺得西方很先進，中國很落后。我當時并沒有這個感覺，這也許跟我到的第一個地方是紐約市有很大關系。坦率地說，我對美國的第一印象非常負面，覺得美國很復雜，也不看好美國。我當時去的是紐約大學，在紐約市中心，但當時的紐約處于一個什么狀態呢？

在我去之前的上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經濟已經瀕臨崩潰，全國各個城市都很衰敗，大量的有錢人都逃離城市了，市區空蕩蕩的。等到我80年代末去的時候，雖然老布什政府也在逐漸恢復城市，但遠遠沒有恢復起來，城市體驗非常糟糕。所以我對紐約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差。雖然說出機場后高速公路上車水馬龍，但是路面到處是坑，顛簸不平。紐約高速公路的路面極差是一個長期現象，到今天仍然如此。紐約市的高大建筑很多，但城市管理水平我認為并不如當時中國。比如城市安全，在1989年、1990年，一般人晚上是不敢去曼哈頓中心的。曼哈頓在8大道以西，天一黑妓女就站在大街上，42街都是紅燈區，很爛很破，什么人都有。而且衛生非常之差，垃圾滿街。雖然看起來經濟很繁榮，但這個社會給人的感覺就是很不安全，很破敗，遠遠沒有中國的北京、上海這么安詳、和諧。

上世紀70年代紐約街頭

美國帶給我的第二個負面的震撼是，貧富懸殊實在太大，富人區和窮人區非常典型，中國就不存在這個問題。美國有很多區你是不敢進去的，走進去了可能就不能出來，或者被搶劫，或者被殺掉。而且不是一個地方很危險，而是很多地區，晚上就更沒人敢去。

與美國貧富懸殊相適應的是美國社會的等級化。在去美國之前，我跟很多人一樣，都以為沒有等級觀念是美國的根本特征。西方學界一直講，美國作為一個沒有封建傳統的新國家，沒有像老歐洲那樣的等級觀念。但到了美國后看到事實讓我很失望。在這里我談談自己的親身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