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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多來中國政界和知識界出現了一波“托克維爾熱潮”，《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成了關心中國命運的文化精英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這也不奇怪，從戊戌變法失敗以來，法國大革命就是中國文化精英圈內爭論的一個重要話題，各種褒貶都有，而且有的評價甚為極端。由于二十世紀中國發展的主旋律是社會革命，所以，徹底、激進的法國大革命在中國知識界主流中一直具有偉大光輝的形象。康有為等人認為大革命是導致法國近代長期動蕩的禍首，卻被中國知識界主流視為異端邪說而大加撻伐。

近三四十年以來，英美文化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逐漸上升，對革命的反思成為潮流。由于法國大革命是西方最為激進的暴力革命，而現代中國則是以暴力革命立國，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又開始在法國革命的弊端中去尋找中國革命的弊端。隨著今天中國高速發展帶來的巨大進步和諸多的社會問題，各種新的比附又開始出現。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提出的社會發展悖論：革命往往會在苛政開始改善，經濟相對繁榮的時代爆發。因此有人認為，經過三十多年高速發展的中國現在正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和革命的風險；托克維爾指出，統治集團只進行有限改革，而拒絕從根本上改革舊制度，所以會被革命所推翻。因此有人預測，如果今天的中國拒絕徹底改革，暴力革命終究難免；托克維爾深刻地指出了專制社會是產生暴民的溫床。因此很多人擔憂，中國社會今天出現的暴虐現象都是專制釀成的，中國如不從根本制度上改變，中國將被暴民摧毀。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研究歷史，總是希望能夠在歷史的經驗中找到解決當下問題的啟發。但是，歷史畢竟是過去了的事實，事實必須得到尊重。如果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去裁剪歷史，就成了“六經注我”。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中國人把歷史當做一面鏡子，相信歷史可以給當下的發展和未來的道路提供寶貴的借鑒。但是，解決現實問題的根本之道，還是必須立足于對現實的認識和了解。如果簡單地用歷史上特定事件的因果關系來解讀現實，最后難以避免演變為一種脫離現實的自言自語。托克維爾在歷史上有很多真知灼見，《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對今天的中國也有很多啟迪。但是，歷史只能借鑒而不能比附。畢竟大革命前的法國，和今天的中國相去甚遠。

法國舊制度的本質是血緣等級

托克維爾本人出身貴族，但在思想上卻傾向于自由主義。目睹1848年法國革命，以及路易•波拿巴政變上臺的史實，托克維爾感時傷世，追思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大革命，撰寫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

由于托克維爾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經歷，他能以比較全面的視角來考察法國大革命的來龍去脈，對大革命前的舊制度、革命的合理性和弊端，革命后專制主義的復活都有比較中肯和理性的評價，而沒有陷入非黑即白的簡單化論斷。但是，這也導致他對舊制度的看法有很大局限。盡管托克維爾在很多地方批評舊制度，并為法國大革命辯護，但他始終堅持“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和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在他看來，波旁法國要比革命后六十多年后路易•波拿巴的帝國有著更多的自由，盡管這種舊制度的自由時斷時續，有很大局限。

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上分析，會發現大革命前的舊制度確實是一種奴役制度。這個制度的本質是血緣等級制度，普遍地存在于當時的歐洲各國，可以說是整個歐洲的舊制度。在史學界和政治學界，對大革命前法國和歐洲的血緣等級制度，已有基本共識。但是今天許多討論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學者，卻有意無意地回避這個最基本的事實。其實，不了解法國的血緣等級制度，就不能夠理解法國的舊制度，也就談不上理解法國大革命。

法國的血緣等級制度首先表現在君主專制制度上。在歐洲各國中，法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最為典型，并在路易十四時達到頂點。與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封建制度不同，法國的中央集權制度相對更完善和強大。國王通過御前會議完全掌握了中央權力。為了防止地方貴族在政治和軍事上坐大，國王把最富有的三千貴族招納入宮，讓他們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但又不給他們管理國家的權力。革命前，法國地方事務基本掌握在國王派出的官吏手中。關于法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談了很多，但他更多是從中央集權制度與貴族沖突的角度來看問題，更多是為貴族受到王權的壓制而惋惜。對于王權與貴族制度都依托于血緣等級制度這一關鍵問題，托克維爾談得很少。這不能不說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一個缺陷。

貴族制度是法國血緣等級制度的中堅。貴族不僅在人數上大大超過了王室成員，而且是構成三級會議的重要力量。在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法國貴族雖然喪失了管理政府的權力，但貴族血緣制度本身還是很強大。即使在第三等級興起后，貴族仍然憑借特權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在17世紀，法國公爵們的收入是巴黎富有資產階級的100倍，殷富工匠的500倍。在18世紀，80%的法國貴族雖然不事生產，但仍然過著體面的富裕生活，其中大約有40%的貴族擁有仆人。從路易十四開始，法國幾千最富有的貴族都集中居住在大巴黎地區，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跟普通民眾的窮困形成鮮明對比。與英國貴族不同，法國貴族大約從13世紀起就獲得免稅特權。到了1695年，路易十四的王權達到頂峰，開始向貴族征收人頭稅和什一稅，但貴族仍然享有很多免稅特權。由于第一等級的僧侶不交稅，第二等級的貴族交很少的稅，法國財政出現了嚴重問題。路易十六希望召開三級會議來解決財政問題，卻揭開了革命的序幕。

與不納稅、享有封建特權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不同，由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城市貧民和資產階級組成的第三等級占了法國人口的95%以上。盡管法國絕大多數農民已經擺脫了農奴制度的束縛而獲得了人身自由，但在整個社會階層中仍然處于最底層，而且負擔國家的各種賦稅和封建義務，沒有任何權利。最重要的是，法國的王室和貴族壟斷了上層社會的所有職位，第三等級的人無論如何勤勞富有也無發突破血緣等級的藩籬。正如西耶斯在革命前夕的演講《第三等級是什么？》中所說：

“誰是第三等級?”“誰都是。”“現在的政治體制下他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他們希望什么?”“不再什么都不是……”

顯而易見，法國這種以血緣為基礎的封建等級制度構成了舊制度的基礎，這個舊制度的本質就是奴役和壓迫。今天人們探究法國大革命的根源，如果離開了這個基本事實，去探討經濟的繁榮、苛政的緩和等等非本質的現象，最終是不得要領的。狄更斯的《雙城記》已經把法國大革命的根源講得很清楚，很形象。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社會分裂

當然，僅僅講到法國舊制度的本質還不能夠解釋大革命為什么爆發，因為封建的血緣等級制度并不為當時的法國所獨有，而是整個歐洲大陸共有的制度。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既把法國的封建貴族制度跟海峽對面更為開明自由的英國貴族制度做了比較，也跟歐洲中部和東部的日耳曼社會做了比較。與歐洲大陸的其它國家相比，法國畢竟基本上廢除了農奴制，而在路易十六時代經濟還相當繁榮。為什么在一個苛政正在減輕，經濟正在蓬勃發展，人民正在獲得更多自由和財產的時代，法國竟然爆發了大革命，而在此之前更為專制和貧困的年代，在歐洲農奴制盛行的國家卻沒有爆發革命？托克維爾的書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回答這個問題，這也是一些人熱衷于用法國歷史來比附今天中國現狀的最主要原因。

其實，歷史上大多數的革命都不是爆發在苛政最嚴重，民眾最困苦的時代。古今中外的史學家、政治學家對這種歷史現象都有論述。一般說來，民眾起義或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通常都是社會發生分裂。一方面是上層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分裂；另一方面是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發生分裂，而這兩種分裂都出現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舊制度之中。這使得法國社會形成四個對立的社會群體：王室、貴族、第三等級中的富有者與農民，這四個群體的對立使得革命前的法國社會呈現出四分五裂的狀態。

首先是法國社會中的王權和貴族的分裂。封建制度之所以能有效治理農業社會，它的穩定性和有效性在于分權。層層分封構成了一個分層式的梯田結構，所謂“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是，法國是歐洲封建制度最先衰落，王權最強大的國家。到路易十四時，法國貴族在政治上的統治權逐漸被剝奪，貴族逐漸成為有頭銜、有地位但無實權的政治貴族。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為了防止貴族重新坐大，常常以國王身份代表全國民眾來壓制貴族。即使在法國大革命初期，路易十六還把如何防范貴族作為重要的政治目標。

如果僅僅是王權與貴族的分裂，還不足以引發革命，因為這種上層社會的分裂也可能導致貴族革命而弱化王權，像13世紀初英國貴族強迫無地王約翰簽署《大憲章》。引發法國革命的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分裂，這就是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的分裂。

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的錯位與分裂，第一個表現是貴族內部的貧富分化。在大革命前，盡管王權和貴族在總體上掌握著巨額的社會財富，但貴族本身在經濟上發生了分化，中小貴族開始出現貧困化。而在另一方面，第三等級中有產者的經濟力量越來越大，由此形成了法國社會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裂。

在貴族繼承制度上，法國和英國雖然都是長子繼承制，但兩國實行起來卻有很大差異。英國是在貴族爵位和財產兩方面都嚴格實行長子繼承制，唯有長子才能繼承爵位和全部財產。這種制度在家庭內部雖不公平，但卻保證了貴族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始終居于強勢地位。而法國通常是次子也能繼承貴族爵位，但只能繼承少數財產。由于法國貴族本身并不從事生產活動，許多豪門貴族經過幾代分家就會出現一些貧窮的貴族。這些貴族保持著貴族的政治地位和高傲，但卻常常不得不向第三等級中的有產者借錢。由于不屑從第三等級的手上拿錢，破落貴族常常是用劍從前者手中挑起錢袋以顯示自己的高傲，這種現象本身就彰顯出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的分裂。

第二個分裂是第三等級，或者說無套褲漢中有產者的崛起。第三等級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很容易在經濟領域大展拳腳。第三等級中的銀行家、商人、作坊主、律師盡管在政治上沒有地位，但卻有很大機會迅速暴富，這些新富起來的第三等級對自身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極為不滿。大革命前就流傳一個故事，第三等級中的富翁有一次買了劇院豪華包廂的席位，演出剛開始，一個貴族家庭來到劇院，而劇院包廂已坐滿。這時貴族發現一個無套褲漢和他的家人竟然坐在包廂內，于是叫來劇院老板命令讓他們離開包廂。在政治權力的威逼下，這個無套褲漢只好帶著他的家人離開，但臨走時他說了一句話：“不要說你這個包廂，就是整個劇院我都可以買下來作我的馬廄”。在當時的法國，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的分裂已經危及到社會的穩定，在這種情形下，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都不能繼續照舊生活下去了。

第三個分裂是法國農民的反抗。在1789年，法國絕大多數農民已不是農奴，而是自由人。但是農民卻要向教會、國王以及領主繳納多種賦稅，經濟狀況十分悲慘。一個農民需要繳納的稅有：年貢(cens)交給領主；田租(champart)作為當年收成的一部分交給領主；雜稅是為使用領主的磨坊和壓榨機交稅；三十年稅，租地的農民每隔三十年交給領主，以證明這塊地不是他自己的；土地交易稅，農民可以買賣租來的土地，但賣者需向領主交納地價的10%；繼承稅，租地的農民去世后，如果他的兒子想繼承土地，就要向領主交納繼承稅；人頭稅；交給國王；什一稅，把收成的10%交給當地神父。所以，盡管農民與商人、銀行家、作坊主、律師同屬于第三等級，但他們在經濟上的巨大差別決定了他們在根本利益上相互沖突。以上可看出，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國王和貴族對立，國王、貴族和第三等級對立，第三等級內部對立，整個社會已經無法繼續以原狀持續下去了。經濟格局的變化必然要求政治格局的變化，而政治格局的變化就意味著法國血緣等級制度的崩潰，對此法國的王室和貴族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在這種經濟和政治分裂的情形下，革命已經無法避免。

關于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狀況，20世紀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弗爾講得比托克維爾更為深入細致。喬治•勒費弗爾認為，早在網球場宣誓前的1788年，“法國貴族就利用政府危機，希圖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奪回曾被國王剝奪了的政治權威。在搞垮了維護其至高無上地位的王權之后，貴族階級為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城市里的群眾革命和最后的農民革命開辟了道路，并發現自己亦被埋葬在舊制度的廢墟下。” 喬治•勒費弗爾把法國大革命分為四場革命：貴族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城市市民革命和農民革命。這四種革命就像洶涌澎湃的江水，一浪高過一浪。這四種革命恰恰印證了革命前的法國社會已經分裂為幾個相互對立的群體。

歷史經驗可以借鑒，中法兩國不可比附

托克維爾是出身于貴族的政治家，擔任過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游歷過英美等國，以如此豐富的政治實踐經驗來研究法國大革命當然有其獨到之處。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研究的最大貢獻是立足于經驗，全面理性地分析法國大革命的根源和爆發的形式。無論是對舊制度還是大革命，托克維爾都沒有采取非此即彼的兩分法，這讓習慣于非黑即白思維方式的中國知識界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托克維爾關于革命產生的根源與條件、社會轉型與革命、革命與改革、經濟繁榮與社會矛盾等問題的論述比大多數書齋里的學者更有現實感，對今天正處于轉型中的中國也有很大的啟迪作用。

許多政界和學界人士已從不同方面探討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對今天中國的現實意義。而本文想要強調的是，中國和法國是兩個有著完全不同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兩國所經歷的革命也大不相同。今天中國的現狀與當年的法國差別實在太大。如果過多地用法國的舊制度或法國大革命來比附中國的現狀或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可能既不能準確解讀法國舊制度和大革命，也不能給中國現實以啟迪。

從制度上看，法國革命前舊制度的本質是血緣等級制度，國王與貴族、貴族與第三等級在身份上是無法轉化和流動。而中國大約在兩千多年前就消滅了貴族，一千多年前設立科舉制度，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已有上千年的時間。中法兩國雖然都實行中央集權制度，但中國的中央政權遠較法國的中央政府強大。即使是在路易十四時代，太陽王的權力與威望也難以跟中國古代的皇帝相比。

從現實上看，今天的中國雖然處于劇烈轉型中而矛盾重重，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之間仍然保持著很強的流動性，中國政界的高級官員和商界成功人士大多出于平民階層，這從他們的出身和經歷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等級制度，而是日益嚴重的官員腐敗和貧富懸殊現象。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亟需解決既有問題，但整個社會并未像法國那樣分裂為幾個涇渭分明的等級，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也并未發生分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有極大空間跟社會形成良性互動。法國多米諾骨牌式的貴族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城市市民革命和農民革命很難在中國發生。

從革命的性質上看，中國在上世紀爆發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本質上是以社會革命的形式實現現代建國，這跟當年的法國大革命和后來俄國十月革命都有根本的區別。中國革命的初始根源是來自外敵入侵構成的危機。從鴉片戰爭、甲午戰敗、列強瓜分，到日本全面侵華，中國近代一直瀕臨亡國邊緣，救亡圖存是壓倒一切的歷史使命。但是，誰能承擔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如何完成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清王朝歷經了兩百多年的歷史后，由于中央權力衰落和土地兼并，中國的上層社會已沒有能力凝聚社會并承擔起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當時唯有動員下層民眾進行社會革命才能重新凝聚社會，這是中國革命最深刻的根源。中國在20世紀的一系列革命都離不開救亡圖存、現代建國這個最基本的主題。簡單地把中國革命比附于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簡單地把中國今天的問題都看成是革命的后遺癥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概而言之，《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在政界和知識界引起熱議，是一個值得慶幸的現象，說明中國社會正在日益走向成熟。無論是舊制度還是大革命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舊制度需要推翻，但舊制度也并非是一無是處；社會自由與經濟發繁榮是巨大的進步，卻可能引發民眾更高的欲望和期待，這種高漲的欲望和期待極有可能引發革命；大革命是合理的，它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但是大革命留下的并不都是積極遺產，推翻專制制度后的大革命有可能造成更為專制的制度，等等。托克維爾這些看法確有獨到之處，也對中國今天的社會轉型有很大啟迪。但是，如果過度地拿法國舊制度來比附中國今天的現實，或拿法國大革命來比附中國近現代的革命，可能會既誤讀法國歷史，也脫離中國現實，最后成為一種政治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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