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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議會上院通過了一項荒誕的憲法修正案，確保印度“窮人”在高校入學和公務員選拔中占有10%的名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天我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內容是哈佛大學正在進行一項比較中印賢能政治的研究項目。該項目的基本設想是盡管中印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但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兩個國家，可以在管理人才方面互相借鑒。

我有一定的組織機構管理經驗，深知人才是社會中最稀缺的資源，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位置上才能有所成就。正因如此，當印度國會通過法案故意將政府和教育等關鍵領域的頂尖人才配額限定在40%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苦惱。

如何兼顧公平與卓越，是每個民主國家都需要反復斟酌的事情。鑒于歷史上的種姓制度，印度共和國成立之初為達利特人（印度賤民）和少數部族的人確立了配額制。

這種安排本來是臨時性的，但70年過去后配額制度不但保留了下來，還由于政黨競爭的關系，其它低種姓也被納入了其中。結果就是，低種姓印度人的自尊感和社會地位得到了提升，但除了百里挑一的尖子們，大多數人的經濟地位卻沒有改善。原因有二：一是糟糕的教育制度不關心教育效果，沒有讓學生掌握工作技能；二是印度不像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其經濟模式無法創造足夠的高質量就業崗位。

印度作家、公共知識分子、企業高管古查倫·達斯認為，經濟改革不是中國成功的全部原因，賢能政治才是印度應該好好學習的東西

印度驚嘆于中國的崛起，卻沒有領會到選賢任能（meritocracy）在中國崛起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中國自古就有任人唯賢的政治理念。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說過“為政以德”。從公元10世紀至1905年，中國主要通過競爭性的考試來選拔官吏，而他們的晉升都要接受嚴格的政績考核。長期以來，中國人一直在爭論哪些能力和品德對治國理政來說最重要，如何評判，以及如何通過選拔和晉升更優秀的人才將其制度化。

賢能政治的理念是從中國傳往西方的，奇妙的是中轉國竟然是英屬印度。第一個施行公務員選拔制度的歐洲大國就是英帝國（的印度殖民地）。

按照《中國模式：賢能政治與民主制度的局限》作者貝淡寧的說法，是鄧小平于1978年重新恢復了中國古老的賢能政治理念。我們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所知甚詳，卻忽略了中國的政治改革，因為我們總是戴著選舉民主和人權的有色眼鏡來評判政治。

貝淡寧告訴我們，在過去的40年里，通過不斷提高教育質量和堅持將高素質人才放在國家治理的關鍵崗位，中國政府的領導能力獲得了顯著提升。堅持選賢任能不僅提升了效率，而且對社會公平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現在中國幾乎消滅了貧困，并轉型成為一個中產階級的國家。盡管中國存在大面積腐敗現象，但普羅大眾仍然對當前的社會契約感到滿意，因為它使所有人享受到繁榮和良治。

自1991年印度崛起以來，貧困顯著減少，中產階級擴大。但與中國相比，印度的成就相形見絀。哈佛大學這個研究項目可能會證實，賢能政治與國家能力決定了中印兩國的差距。相比中國，印度的優勢在于其生機勃勃的民主制度賦予人民發聲的權力，其劣勢則是糟糕的政治治理和教育。

如果印度能少花一點政治精力在配額上，而是多關注一下如何提升治國能力，并把教育和治理等關鍵部門交給最有才能的官員去管，普通印度公民的生活將改善許多。有了更好的學校，社會弱勢群體將享有更多的機會，窮人和出身低微的人也會有更大的機會向社會上層流動。

盡管印度缺陷不少，可喜好爭辯的印度人恐怕不愿意用中國的體制來替換本國制度。但中國對賢能政治的不懈追求的確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在民主制度中，選舉產生的政治人物往往會為了迎合當下選民的利益而犧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比如不讓最有才能的部長和官員主管教育和醫療部門。這就是為什么一堆榆木腦袋會成為教師、警察和基層法官的原因。

貝淡寧指出，即使在中國政府的最基層，官員的選拔和晉升都堅持了能力優先的原則。這樣一來，中國群眾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得到解決，政治領導人自然便有了執政合法性。

印度新的10%配額政策具有明顯缺陷，很可能經不起司法復核。即使它僥幸通過，印度也應該重新審視以配額制為基礎的社會契約了。多樣性的初衷是極好的，但有更好的途徑來落實扶持弱勢群體的行動。配額制另一個糟糕之處是它分散了國家的精力，無法全力投入優秀人才的培養。對印度而言，21世紀的挑戰在于如何將民主制度和賢能政治結合起來，以確保各級政府都由最有才能的人來領導。

所以，讓我們學習中國同時實現繁榮與平等的方法。當優質教育與賢能政治結合在一起，低工資將成為一種競爭優勢，它可以通過開放的貿易體系在一代人的時間里轉化高工資。這便是我們改造印度的道路。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印度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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