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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競爭型行業的國有企業占國有企業總數的90%以上

近年來，中國國企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業500強中，中國共有59家國企榜上有名，其中中石化、中石油和國家電網更是位列前10，更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些國企中，當年新增的就超過10家，而作為國企核心的中央企業表現出了更大的市場活力與競爭力，從2002年到2012年，央企營業收入從3.36萬億元增加到22.5萬億元，增加近7倍，年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達到115%。——面對這樣的成績單，再也沒有人敢像上個世紀90年代那樣輕易指責國企效率低下了。

不過，隨著國企的發展壯大，另一種指責國企的聲音卻漸漸變得激越起來，那就是“壟斷”，隨著媒體和主流經濟學家的不斷重復，國企甚至成了壟斷的代名詞。一些持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學者認為，國企經營績效的提高并不是什么好事，因為國企績效的改善并非來源于企業效率的提高，而是來源于壟斷地位。國企的發展壯大會擠壓私企的空間，導致“國進民退”，不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深化經濟改革就必須加快壟斷性國企的私有化進程，同時使國企完全退出競爭領域，這樣才能建成“真正的市場經濟”。

上述觀點的實質是把國企效益的提高歸結為壟斷，把反壟斷歸結為私有化，這就是所謂“國有企業壟斷論”。這種論點由于有90年代以國企低效為由要求取消國企的輿論做背景，再加上不能有效解釋中國民營經濟增速高于國有經濟的事實，因此也被有些學者認為是一種從市場教條出發的“新僵化”。張維迎在不久前的博鰲論壇上再次重述這種論點后受到與會者及媒體的冷遇就是證明。

作為對中國經濟現狀的一個判斷，“國企壟斷論”首先就不符合事實。各類經濟調查機構發布的數據都表明，除了電網、石油石化、電信基礎運營、鐵路交通運輸、煙草以及一些社會服務業中的子行業（如自來水生產供應）等行業還有較強的壟斷性之外，我國國有企業絕大部分都已經存在于競爭行業之中，如建筑、房地產、汽車、機械制造、信息產業、金融業、商業和社會服務業等。從國有企業的行業分布上看，分布于競爭型行業國有企業占國有企業總數的90%以上，換句話說，絕大部分國企要靠在競爭中擊敗三資企業和私企，才能夠生存。

其次，即便是在壟斷行業中，也并不等于沒有競爭。比如在石油石化行業，原油天然氣的產量主要來自三家國企，即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成品油產量更是主要來自中石油、中石化兩家。但根據估算，中國成品油生產和銷售行業的HHI指數為0.41，因此該市場并非如市場集中度反映的缺乏競爭，相反，由于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家公司實力相當，在成品油市場上的競爭相當激烈。

事實上，當今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反壟斷的鋒芒所向，早已不再是壟斷地位，而主要是看有沒有濫用壟斷地位限制競爭。而目前國內指責國企壟斷的輿論，卻往往回避這一點，只是籠統地拿國企的“體量”說事，甚至是拿一些國企管理者的腐敗（這說到底是一個管理和法律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說事，這就有理由讓人懷疑，他們希望消滅的并非是“壟斷”，而是“國企”。

兩個視角思考國企壟斷問題

面對這樣的“輿論”，一味辯解國企沒有壟斷或濫用壟斷地位，意義已經不大。筆者愿意提出兩個觀察國企壟斷的新視角，看能不能對公眾思考國企壟斷問題有所啟發：

第一，是全球競爭的視角。

討論經濟問題，只有微觀經濟的視野，沒有宏觀經濟的視野，這是80年代以來長期統治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經濟學家的一個主要特征。而在今天，討論所謂國企壟斷問題時，只有國內競爭的視野，沒有全球競爭的視野，又暴露出他們思想上的短板。但排除了國際競爭的視野，所謂國企壟斷問題是根本說不清楚的。

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看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是怎么對待這個問題的。

2006年，美國最大家電企業惠而浦公司申請并購美國第三大家電企業美泰克公司，并購之后，新公司將進一步拉大與全球第二大家電企業的規模，在北美市場中處于絕對統治地位。當時也有美國輿論指責這會形成壟斷，但美國司法部在進行反壟斷審查后，認為美國家電市場已不僅限于國內，而是全球化的市場，惠而浦和美泰克的合并將促進公司生產更高質量的產品，使美國企業在全球家電行業競爭中更有力量，所以批準了惠而浦公司并購美泰克。

再比如，1994年，歐洲空中客車的訂貨首次超過波音，占世界市場份額的48%（波音為46%），這使波音公司感到了極大的競爭壓力甚至恐慌，為了形成對空客的更大競爭優勢，波音公司提出并實施兼并麥道。根據美國的有關法律，如此大規模的合并必須經過美國反壟斷當局的批準。關于兼并的允許范圍，法律中明確規定，如果兩家公司合并以后市場份額的平方和大于1800，公平交易部的反壟斷處或聯邦貿易委員會就有權立案調查。照此規定計算，波音所占的美國國內市場份額為60%，僅其一家的平方就是法律條文規定的兩倍，麥道所占的國內市場份額為l5%，兩家市場份額平方和為3825，是立案調查標準的兩倍多，但波音兼并麥道最終還是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批準。

加入WTO之后，中國根本無法自外于全球競爭。很多跨國壟斷企業早已排闥直入中國市場，甚至壟斷了一些重要行業，比如英特爾、微軟、IBM等跨國公司對于我國計算機處理器、軟件、服務器等信息產業關鍵領域的壟斷；豐益集團對于我國食用油的壟斷；博世、博格華納等對于我國汽車關鍵零部件的壟斷；寶潔、聯合利華等對于我國日化、飲料等快速消費品行業的壟斷；沃爾瑪、家樂福等跨國零售企業對于我國零售業的壟斷；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對于上市公司審計業務的壟斷；高盛、摩根、花旗、瑞銀等國際投行對于我國企業境外上市保薦承銷業務的壟斷，等等。所以，如果一定要說壟斷是一個問題的話，那我們首先關注的也應該是外企壟斷，而不是國企的壟斷。

無視中國面臨全球化競爭的嚴峻現實，簡單地以“國企/民企”做分析框架，鼓吹拆分、私有化好不容易做大的國有企業，最低限度是一種無知，而在客觀上起到了替跨國公司“為王前驅”的作用。

相比較國內學界在這個問題上混亂與矛盾，美國業界倒是極為清醒的。早在2011年5月中美戰略會談前夕，美國商會領導人就宣稱將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是“危險的”，中國國有企業才是美國的“最大威脅”。美國商會主席狄安華稱，中國許多國有企業的規模已經大到可以在海外擴張，不僅能夠在中國國內，甚至在海外業務中都可以從美國和其他外國公司手中奪得項目，特別是在電動轎車、清潔能源和高速鐵路等一系列領域，中國制定了一系列產業政策扶持本國企業，對美國的跨國企業形成了極大的市場競爭壓力。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壟斷財團通過政府施壓、媒體渲染等各種渠道，對中國的國有企業發動了政治、經濟、外交、輿論的全方位攻勢。2012年2月，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到訪北京，公布以他為首的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寫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提出“中國已經到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的戰略轉變”，并提出“新戰略的六個關鍵方向”，其中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國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這一切難道真的只是偶然嗎？

第二，中國道路的視角。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崛起的勢頭一直在持續。第一個三十年結束的時候，中國已經擁有了一個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可以獨立發射衛星，制造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噴氣式戰斗機、核潛艇等。有學者譽為這是繼長城、大運河之后中華民族的第三個“千年工程”。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工業體系撐腰，西方列強派一支數千人的小部隊，就可以把大清帝國打的屈膝投降，割地賠款日子就一去不復返了。而晚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總量的增長更是突飛猛進，目前已經已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只要不出大的意外，中國超越美國重歸世界第一的位置，并不是什么遙遠的將來的事。

中國經濟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無疑自有其道路、制度上優勢，而國有企業是中國制度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代企業，發端于英國的工廠制度，鼎盛于美國的跨國公司。不可否認，以私有產權為核心，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現代企業，對人類文明，尤其是物質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到了今天，這一制度已經出現嚴重異化，在很多時候，它已經不再是為自己所在的民族國家謀福利的力量，而是凌駕于民族國家之上，讓民族國家乃至整個人類做自己賺取利潤的工具。

這里一個重要的變化是，私有企業已經從產業資本發展到了金融資本。如果說，在產業資本階段，勞資雙方的利益還有一定的重合——共同創造與分享價值；企業與民族國家的利益還比較一致——通過國家拓展國內外市場推動國內生產的話，那么到了金融資本階段，這些利益重合的部分就基本不再存在了。金融資本像是從瓶子中釋放出的魔鬼，已經成為凌駕于一切之上的萬能的壟斷者，其為無盡的貪婪所驅使，總是盡可能多地獨占利潤而不是創造價值。更為重要的是，產業資本謀求的是相對穩定與秩序，因為組織、生產、銷售商品需要相對穩定的市場，但金融資本卻厭惡穩定與秩序，而是習慣于通過制造市場恐慌和起伏，在“做多”或“做空”中賺取利潤，金融投機造成的風險不斷累積，后果必然是金融危機，經濟動蕩。產業資本成就的中產階層，隨著金融資本的持續掠奪而不斷萎縮，導致兩極分化、階級對立。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相互激蕩，如此市場經濟必然走向崩潰與毀滅。

金融資本不僅不為自己的民族國家服務，反而把自己的民族國家當成勒索、綁架的對象，這在近年來各國相繼發生的金融危機中表現的特別明顯。比如保爾森就是從美國高盛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的任上直接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他由于“力挽狂瀾”救市而被譽為“新美國英雄”。在他的操控下，美國政府的救市資金已達到了足以控股華爾街的程度，但保爾森卻規定美國政府不使用自己的股權、不介入公司事物——等于把天文數字的金錢白白送給這些金融寡頭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說，華爾街不再是美國榨取世界的工具，相反，美國卻變成了華爾街榨取世界，包括榨取美國人民的工具。

相比較而言，由于國有企業在本質上是用“全民產權”代替了“私人產權”，全民的利益而不是企業自身的利潤才是國企追求的目標，因此這就具備了防止出現類似美國金融企業異化的制度前提。國企會將利潤投向實業而不是金融投機，國家也可以有效地控制國有金融機構為實體經濟服務，而不是掠奪實體經濟。這些年來，由所謂壟斷國企控制的燃油、天然氣、煤炭、電力、鐵路運輸等一直以低廉且穩定的價格向全社會提供，這實在是中國經濟能夠長期高速穩定發展的一個基本原因。國有企業“全民產權”的屬性，還為人類最終實現從目前的“為利潤而生產”轉向“為使用價值而生產”預留了制度空間。而只有實現了這一轉變，人類才可能最終解決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實現人類的永續生存。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國企制度將和英國的工廠制度一樣，成為中國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