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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桂華】

春節臨近，貴州凱里市出臺的一項“酒席新規”引發熱議。之前已經有不少地區政府出臺類似的移風易俗政策。一些網友和專家認為政府管得太寬，甚至有人還上升到公權力邊界和私生活自由的高度，批評政府的做法。近年來人情風之甚，已成為很多地區農民無法承受之痛。我在全國調查，不止一兩回聽到農民希望政府像管干部那樣出臺針對農民的“八項規定”。

不久前我到湖北秭歸調查貧困問題。秭歸是國家級貧困縣，全縣38萬人口，2015年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近6萬人，2.2萬戶。當地農民家庭收入中約有三分之一用于人情支出，部分家庭達到一半。每年農歷十一月份到次年正月都是農村辦酒席高峰期，我們調查期間，每個村民小組幾乎每天都有家庭辦事。每個村民組約80戶左右。當地的風俗是同一個村民組基本都要到場賀喜，目前鄉情的標準是每次兩百元，特別貧困的送一百元人情。再就是親戚，姑舅姨一類至親一千、兩千、五千不等，也有少數送萬元的。最后是朋友關系，三五百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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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家庭維持的三種人情關系加起來兩百戶左右。當地人認為，每個家庭大致五六年左右辦事一次比較正常。按照五年的頻度算，若每個家庭每年需送出40次人情禮金，則一年需要支出一兩萬元。當前國家確定的貧困線是人均年收入2736元，秭歸當地正常家庭的人情支出高于貧困線五倍以上。我們在調查時，很多人都反映，“我們這里絕對貧困的很少，多數是相對貧困”。所謂相對貧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情負擔過重，造成很多農民家庭缺乏發展積累甚至是入不敷出。

國家貧困線是從卡路里攝入量方面計算的，相當于2736元的收入才能夠維持基本生存，而人情支出在當地生活中也是剛性的。民間的口頭禪是，“人情大于債，頭頂鍋兒賣”，就是說，人情有時甚至比吃飯還重要，餓肚子可以忍一忍，人情不走，關系不維持，就意味著社會性死亡，被誰也看不起。

人情自古有之，近年風氣越來越甚。還是以秭歸為例。當地農民都抱怨人情支出越來越不能承受。有農民反映2000年以后人情風俗開始變化，最近五六年尤其明顯。如今秭歸農民辦酒席的名目大致包括：結婚、嫁女兒、老年人去世、蓋房子、賣房喬遷、店鋪開業、考大學、 參軍、生孩子、孩子滿十歲、成年人三十六歲、五十歲以后每十年過生日等，名目繁多。再加上人情標準逐年上漲，造成人情負擔不斷加劇。我們看過幾戶人家的人情禮簿，2008年左右，鄉情每次20—50元，2010年以后鄉情漲到50元，現在是100元“送不出手”。親情漲幅更大，現在一般是1000元起。

人情風隨社會情況變化而變。按照農民的說法，2000年以前，人情項目少，并且辦酒席有規矩。最典型的是老年人去世。

與全國所有地方一樣，老年人去世都有一套比較嚴格的風俗習慣，除了一些民間信仰方面的儀式活動之外，老年人去世最重要的是完成喪葬一類公眾合作事務。比如，有些地區禁止本姓氏的人參與抬棺，目的大體是建立不同姓氏家族的良好關系。秭歸地區一般是本村民組的所有家庭都有義務參與喪葬幫忙，人民公社時期建立的“隊為基礎”這一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社區單元，目前在很多地區還有效。

總的來說，傳統的人情儀式活動包含一定實質功能，并建立與當時生產生活需求相匹配的一套規矩。有規矩、有內容、有意義的人情儀式活動就形成一個地區長久延續的風俗。儀式如何辦，誰來參加，主家如何操持，鄉親如何幫忙，客人如何款待，人情送多少等等，都有章可循。

比如，二十多年前，秭歸地區老人過世時，本村民組的人需要幫忙而不需要送人情，少數關系好的可以給主家送一條煙而非現金。再者比如老年人過六十歲生日，一般是兒子女兒侄兒侄女等向老年人表達孝心，親屬之外的人一般不參與。其他的滿周歲、建房子等，也都有一套特定的儀式以及人情規矩。長時間延續的人情風俗產生于實際生活，也與生活條件統一，人情不是憑空發生。

2000年之后，人情脫離其背后的生活之實，在發生變化。最明顯如喪葬，過去喪葬是有宗教禁忌和充滿悲傷的事情，現在卻辦得與婚嫁喜事一樣熱鬧。將過世的老年人埋葬不是根本性的，白事最重要的部分剩下為辦酒席和收人請。無論紅白事，現在很多事情都可以獲得市場服務，比如哭喪變成請樂隊，酒席可以去酒店或者專業廚師服務提供，過去辦酒席一般是本村民組的婦女幫忙和半業余的廚師完成。脫離儀式和功能目的之后，人情就空剩下金錢上的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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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情之名實分離帶來的根本影響是，人情變得越來越沒有規矩和約束。什么事情可以辦，怎么辦，誰參加，如何參加等，過去受到一套約定的社會習俗規矩規范著，人情儀式與日常生活深嵌一體，日積月累為社會良俗，生活其中的人才能從心而不逾矩。

現在人情喪失規矩約束，越來越亂。比如，過去的很少有人辦十周歲生日，現在有一戶人家辦了，大家都要跟著辦。因為長期的人情交往一般要維持禮金著平衡，辦事的人收禮，送情的人找機會要將人情收回。傳統生活中，通常是婚喪嫁娶等幾項每個家庭都經歷的大事才會操辦酒席，并發生人情往來。為了維持人情平衡，在嚴格的規矩下也預留一些變通，比如一個家庭因為特殊情況可能一二十年沒有機會辦人情，所以就通過過五十歲生日辦酒席，相當于在人情往來中通過“找補”達到平衡。一般家庭不會利這些名目辦酒席。

規矩淡化之后，這些儀式上的變通成為人情異化的突破口。該辦酒席的辦，不該辦酒席的也辦，有機會辦酒席的抓緊辦，沒有機會的找機會辦。所以就出現正常的婚事嫁娶之外，其他名目繁多的酒席活動，以及白事與紅事一樣辦，小事與大事一樣辦的現象。人情是個網絡，來而不往非禮也，收別人一次情，別人次次辦事都得回禮。其結果是，辦事越多收情也多，辦事越少收情越少，收情多也要送，收情少也要送，最終就出現人人爭著辦酒席。

實際上，辦酒席是要付出成本的。秭歸現在辦一桌酒席加上煙酒支出大概三四百元。維持兩百戶人情關系的家庭，辦一場酒席可以收取五六萬元，酒席成本兩萬元。辦一次酒席可以賺取三四萬元。問題是，這賺取的三四萬元最終是要是要還回去的。按照五年辦一次酒席的頻度計算，相當于每五年請親朋好友聚餐一次。每個農民都知道辦酒席最終是要虧的，但是越是不辦虧的越多，因為辦酒席或者不辦都是要送禮金出去的。最終陷入人人辦酒席人人虧，明知道虧也得辦的怪圈。

另外一個不好的風氣是最近五六年興起的。秭歸地區，酒席規模大小反映人際關系范圍大小，秭歸農民認為辦酒席來的人越多，面子越大。隨著農村打工經濟興起，家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經濟收入好的農民，為了獲得面子，將人情圈子范圍擴大。我們調查的村里的一個包工頭去年辦事一次性收禮金六十多萬元，聽說其他鄉鎮還有收禮九十多萬元的。上層收入者是突破打破傳統人情風俗的主力，他們的面子競爭行為加劇人情儀式的名實分離。人情名目增加、禮金標準提高、人情范圍擴大，被網羅其中的普通家庭的大部分收入消耗其中。

最近一二十年的農村變化翻天覆地，傳統風俗日漸崩潰，人情風興盛是一例。離了規矩、喪失功能、淡化意義的人情儀式，在部分地區從良俗走向惡俗。惡俗不能持久。可以預見的是，當人情從傳統的感情表達、人際維系和社會互助等逐漸走向斂財和競爭消費之后，最終是不能維系的。脫離生活實際和功能需求的人情風，最終要消耗掉人際交往和社會秩序基礎。很多時候，社會秩序不能朝著良好方向自發演化。不要等到人情崩潰、留下一地雞毛和人心散了之后再來收拾。既然農民都呼吁要管一管，政府的確有責任在這方面所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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