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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評論員】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使之成為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危機。應對這場危機，各國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而透過這些方案，以及對這些方案的不同評價，人們意外的發現，如何抗擊新冠病毒疫情是一次測試，測試的不僅僅是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還對人權觀的核心，即如何看待和理解生命的價值，進行了一場測試。

測試的結果，是以頗為戲劇化的方式，凸顯出了新自由主義框架下，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人權觀存在某種內生性的缺陷，即程序化的包裝-表達形式與實體性的價值取向，兩者之間的張力，已經到了讓人有些瞠目結舌的地步。

根據西方政治學的源流，在希臘城邦國家時期，就有了探討如何平衡個人與集體關系的研究和探索。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以及在全球的拓展，同時支撐起了一套以經濟理性為核心，持續不斷凸顯個體中心地位，尋求實現普適性話語框架的人權觀。將對個人政治與社會權利的極度尊重和極度重視作為具體個體的生命價值，盡可能約束集體對個體權利的管制和侵犯，并相信依靠單獨個體的能動性，就可以建設出理想化的世界，甚至是迎來歷史的終結，這可以看作是90年代冷戰結束后，新自由主義人權觀在全球拓展的鐵律。

這種認知，通過張揚個性、強調生命價值的影視作品，如《拯救大兵瑞恩》、《鋼鋸嶺》、《鋼鐵俠》等，在全球進行了高速擴散，并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精英群體，構成了堪稱“啟蒙”的神奇洗腦效果，被當成了事實上的標準，并努力加以付諸實踐。

當然，與之相悖的價值觀，無論是出現在諸如《流浪地球》、《戰狼2》這樣的影視作品里，亦或者是出現在突發事件或者重大危機的實踐中，比如此次抗擊新冠疫情中采取的封城策略，歐美主流媒體的批評指責當然無需多言，本土精英群體，以及以普世價值人間守護者自居的各路媒體，無需華盛頓發出的具體指令，都會自發自覺地從學理、情感、價值、事實等多側面同步發動自組織的協調行動。

然而，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出現了：

2020年3月11日，瑞典公共衛生部門出臺新政策，停止統計新冠肺炎確診數字。瑞典的國際形象歷來是主打人權和民主的，根據經濟學人信息社編制的民主指數，2019年瑞典得分為9.39分，排全球得分第三，僅次于挪威和冰島。民主榜的探花率先停止統計新冠肺炎確診數字，這個沖擊有多大呢？以民主圣斗士自居的香港暴徒及其擁踅都看不下去了。

在主要由“港獨”和“臺獨”等用戶組成的境外某網站上，有使用簡體中文的用戶對此新聞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但網站管理者于3月14日將其轉移到“水區”，確保此消息在首頁上看不見，理由是“事實錯誤：含有大量事實錯誤”，后來有一個用戶用英文原始報道確認了消息的真實性后，有用戶稱“瑞典確實是民主國家中的恥辱，給民主抹黑，但瑞典發展成這樣也不是民主自由的問題，而是本國政黨過于左傾”，接著發泄了對瑞典移民政策的不滿，留下了依據“我個人也認為歐洲疫情的發展將可能讓人扼腕嘆息”的結論之后，就讓這個戳疼他們肺管子的新聞在水區里水去了。

特朗普11日宣布，美國將于當地時間13日起暫停除英國外所有歐洲國家前往美國的旅行，為期30天

不過事情沒有就此打住，差不多兩天后，3月13日，英國政府健康顧問等人提出，應該采取“群體免疫”的防護策略應對新冠疫情。這個策略的理論基礎，是借用接種疫苗中的所謂防疫墻，即無需對人群中的所有人接種疫苗，而只需達到一定比例之后，就可以確保即使存在被感染的病患，也無法在人群中實施有效傳播。這個理論在理論上是可以自洽的，也是有充分科學依據的，但是在執行層面面臨的核心難題是，當下新冠病毒并沒有疫苗，這個群體免疫力怎么獲得？

說到底，在執行層面中，這個方案的潛臺詞是，用一些溫和的增加社會距離的手段，比如確認檢測陽性的輕癥患者自己在家隔離7天，然后再去醫院或者后續處置，確保這個傳染數溫和的增長，覆蓋到一定數量的人群，然后這些被感染的人群會經過一輪物競天擇的淘汰，活下來的那些人就會可能因此獲得抗體，然后只要這些人達到總人口比重的一定比例，新冠病毒的傳播就可以被“防疫墻”阻斷了。

且不說得過新冠又活下來的人是否一定可以形成有效的抗體不被重復感染，這個完全建立在達爾文主義以及具有鮮明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方案，在政策倫理上實際是具有某種極為犯忌諱的內核的。這事兒在英國本身經過一段時間發酵之后，3月15日，英國衛生大臣明確出來辟謠了，說這不是英國的政策目標。英國這頭先不說什么，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國內的輿論生態。

最具諷刺意義的就是，國內某些商業媒體和部分精英群體第一時間以極為正面和支持的態度，開始了一輪非常詭異的“合理化”操作，就是論述英國這種政策的內在合理性；其中的詭異之處在于，因為是就新冠病毒這個具體案例引發的對策探討，人們發現，這與他們此前在認識、理解和評價中國抗擊新冠疫情各個階段，包括早期應對中出現的疏失等，使用的標準截然相反：在評價中國的對策和舉動時，他們的標準是“一條生命都不可以被忽視”；在評價英國的對策時，他們的標準是“為了達成目標，犧牲若干百分比的人口是可以被接受的，有科學依據的，合理的，符合英國國情的。”這是極具戲劇性的場景和畫面。

匈牙利詩人曾經因為要保衛自己的國家，留下了著名的詩篇：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后，尤其是從中國擴展到全球之后，無論是中國大陸的媒體或者是部分精英，亦或者是歐美主流媒體，以及這些國家的政府，整體表現出一種令人感到迷惑的操作，那就是寧可讓歐美民眾保持所謂的自由，而暴露在新冠病毒的威脅敞口中，也不愿意讓民眾用暫時的不便和代價，去交換更高的安全保障。

這里面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不過至少可以從三個維度進行觀察：

在公務員隊伍構成的執行維度，極為經典的英劇《是大臣》用英式幽默展現了官僚主義應對危機處理的四階段標準作業流程：第一階段，宣稱什么事都沒有發生；第二階段，說也許有事發生，但是我們最好靜觀其變；第三階段，說也許應該行動，但我們什么都做不了；第四階段；說也許當初能做點什么，但現在已經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