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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教育困惑：“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

隆九金憑借“堅守”深山教學而受人贊揚，但這也反向折射出鄉村教育“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部分困境。

教育部曾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3年間，全國鄉村教師數量由472.95萬降為330.45萬。短短三年內，鄉村教師流失人數達142.5萬，流失率達30%。為挽留鄉村教師，國家在過往五年出臺一系列獎補政策，提高鄉村教師待遇。

2013年9月起，國家實施連片特困地區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今年8月31日，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巡視員劉建同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現今鄉村教師生活補助已覆蓋200萬人，達總數2/3，且5年間生活補助標準從最早人均258元到2017年提高至322元，平均增幅達25%。

而在2015年6月，國務院頒布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關于鄉村教師隊伍建設的計劃——《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將鄉村教師隊伍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計劃》明確指出，把提高教師地位待遇作為真招實招，增強教師職業吸引力。在《計劃》實施近3年后，華中師范大學課題組曾做過相關調研，調研結果顯示，課題組調查的湖北、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區6個樣本縣（區）鄉村教師工資年收入均值為38520元，四川、云南等西部地區6個樣本縣（區）鄉村教師工資年收入均值則為46228元。

2018年5月，國務院辦公室更在《關于全面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指導意見》中進一步要求提高鄉村教師待遇，“確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平”。

但待遇的逐步提升，仍難以使鄉村教師一職在全國范圍內成為炙手可熱的“香餑餑”。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雷望紅過去一年多時間內在全國調研了二十余所鄉村學校。據其介紹，當前鄉村教師仍處于不斷流失狀態，“縣城相對好一點，鄉村教師都想往城里擠”。

雷望紅調研過的一個鄉鎮中心學校，建筑已老舊，校門口有木工廠噴油漆，污染嚴重，無法協商解決。教師周轉房只有16套，多數老師居住的房間沒有衛生間，墻面掉皮、房頂滲水。操場本來申請的是橡膠操場，結果下來的項目成水泥操場。以前學校沒有圍墻，2014年底修好圍墻后還拖欠施工方工錢。

雷望紅統計發現，近5年來該校新招聘的鄉村教師流失率達45.5%，目前留下來的教師要么已在當地成家，要么正等候調走時機，大多是人在心不在的狀態。

雷望紅統計發現，近5年來該校新招聘的鄉村教師流失率達45.5%（表格/雷望紅）

“下不去，留不住”不只是因為錢

“鄉村教師流失不只是因為待遇問題。我去的幾個地方教師總收入在當地已屬中上水平，越偏遠，教師待遇相對越高。而且近幾年提升特別快，我2016年上半年去粵北，當地鄉村退休教師工資已有7000多元。”雷望紅同觀察者網談道。

雷望紅訪談60多位鄉村教師后發現，雖然國家已出臺部分優惠政策向鄉村教師傾斜——提高生活補助、建設更多周轉房、職稱評聘上有所優待等等，但仍有一些因素極大地影響著鄉村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如成就感缺失。“鄉村教師往城里跑，除了城市生活便利，還有一點原因是在鄉村教書太沒成就感，學生少，且管教相對困難，缺乏有效的指導和約束手段。”

《中國農村教育評論》執行主編李濤在調研西南一所農村寄宿學校后也有類似發現：寄宿制學校中的留守兒童往往可能越被關愛，卻越陷入到規訓和抗爭的痛苦中。李濤在報告中寫道：

“底層孩子們的違紀次數被嚴格記錄并歸檔，但盡管如此，鄉校的孩子們，特別是高年級孩子們卻并不足夠懼怕這些被圍觀的所謂特殊身份標簽。相反，父輩文化和同輩群體內部所形成的灰色共同體文化卻往往抵消了特殊身份標簽所帶來的恥感。

如九年級男孩齊磊所述：反正學校也不敢開除，再怎么處分和警告最后最多也就是請家長，剛開始請家長來還覺得挺害怕，后來習慣了，請家長來也就沒什么感覺了，反而每次家長來還嫌學校小題大作。李元元則說：‘我爸最煩學校了，屁大一點事就電話通知他來，他在蜀市打工，按天計酬，來學校一趟就耽誤他賺一天的錢，所以，他也不來，還罵老師多事。’一旁的黃平接著插話：‘還是我爸看得最清楚，他在我八年級的時候就經常直接說，云鄉學校未來反正也沒幾個能考上高中大學的，大部分都要出來在社會上混吃喝，在學校里不犯點錯誤將來怎么能混社會呢？’

學校內部底層孩子們在‘垂直抗爭’（對抗老師和學校）和‘平行抗爭’（對抗其他同輩群體和個體）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如兄弟幫、霸王團等底層孩子抱團取暖所形成的灰色次文化共同體，對官方的‘處分’和‘警告’悄然賦予了另外一種‘英雄主義’的文化內涵，李元元告訴筆者：沒有個處分、警告啥的都不好意思在兄弟幫混。而齊磊則在一旁暗示：我們的成員都必須通過檢驗，看是否足夠男人！

來自官方的‘處分’和‘警告’本想作為直接懲戒的柔性藝術，通過在同輩群體內部制造被圍觀的特殊身份標簽，以同輩群體的集體鄙視和個體孤獨來實現官方教育為本的懲戒目標。但是，卻往往忽視了反學校文化所達致的英雄主義賦值和強意義解構反向使標簽走向了反面。以至于德育主任鄧老師一邊說通過處分和警告可以使違紀學生在同學面前感到恥辱而痛定思痛改正違紀行為，另一邊卻有更多的違紀學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中不乏鄧老師眼中的‘乖’學生。 ”

作為馬云鄉村教師獎的負責人，鄭菲從2015年第一屆初選跟到今年，也因此接觸過上百名鄉村教師。在和鄉村教師交流的過程中，鄭菲發現鄉村教師的失落感，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未得到社會應有的實質性的尊重。

“大家一說起鄉村教師，就像是一個被流放的工作。剛畢業的年輕人一說要去鄉村工作，很多父母第一反應是不同意，更希望孩子們去城市、去企業。大家對鄉村教師的不認同度還是很高的。以前村民有哪里不懂的，會請教當地的教書先生，平日寫字也會請先生代勞，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馬云公益基金會于2015年推出“鄉村教師獎”，今年已進入第四屆（圖/東方IC）

鄭菲觀察到鄉村教師中有兩類人尤其渴望獲得外界的尊重，一類是年輕老師，另一類是代課老師。

“年輕老師剛進入職場，一腔熱血，希望做些事來，但體制內很多老師一開始只是把教學當工作。此外朋友、父母也難認可，還是希望他們換地方，有一個‘好工作’。另一類是游離在體制外的代課老師。平時各類教育獎項，多跟他們沒什么關系。讀他們的材料，常能感受到他們想對社會傾訴，希望社會能了解、接納、認可他們。我們組織過多次線上線下學習活動，注重拓展鄉村教師教學技能的同時，也重視激發他們對鄉村教師一職的熱愛和責任感，這兩類老師最愿意去學。”鄭菲在接受觀察者網采訪時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