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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按】即便在“中國崩潰論”最喧囂的時候，林毅夫教授也保持著對中國經濟的樂觀態度。樂觀基于對自身研究工作的信心，以《中國的奇跡》為代表，這個研究工作的大部分結論都被近二十年的中國發展所驗證。也正因為對中國經濟的持續樂觀，無論學界還是普通公眾，關于林毅夫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止過，他也時常被貼上“政府派”這樣的標簽。但宏觀事實的發展，令各種貼標簽式爭論失去了意義，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嚴肅理性討論和思考的重要性。

10月初，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為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中國的奇跡》發表二十周年暨新版出版召開座談會（這次會議或許會以“滴水湖會議”的名字載入史冊），華生、史正富、張軍、張曙光、韋森等10多位學者，在高度肯定林毅夫等三人《中國的奇跡》的成就之后，針對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以及近些年來他的很多代表性言論，諸如中國經濟還有20年8%增長潛力，提出了中肯甚至嚴厲的批評意見，場面頗為壯觀。這10多位學者的提問和意見，基本能代表絕大多數經濟圈學人對林毅夫著述的看法。

此前觀察者網也曾組織刊登莫干山會議資深學者與青年學者關于土地私有化問題的爭議，華生周其仁賀雪峰等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爭議。在如今學者間爭論動輒墮入意氣用事或者人身攻擊的輿論背景下，此番滴水湖會議無論政府派還是市場派，無論左右各種光譜，不貼標簽的學術爭鳴實為近年來罕見。上一次這樣理性包容的爭論大約是陳平教授與茅于軾關于真理標準與西方經濟學的討論。觀察者網受邀參加此次滴水湖會議，本著學術爭鳴推動中國思想發展的態度，經主辦方授權，觀察者網刊發其中12位學者的發言摘選，供讀者思考。文章按發言順序排名。林毅夫教授也專門對數位學者的批評做了非常詳盡的回應，授權觀察者網發布，敬請期待。以下為12位學者質疑林毅夫發言。

《中國的奇跡》關于中國經濟走勢的預測以及解釋框架，二十年來不斷被中國的發展驗證

周八駿：新結構經濟學應對全球巨變做出回應

首先是對新結構經濟學的評價。以一個學派的要件來判斷，新結構經濟學可以說是經濟學的一個新流派。經濟學是從西方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經濟理論也被西方認同是經濟學發展的一個碩果。毅夫的新結構主義，是從亞當•斯密的基本方法出發，闡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所體現的經濟規律。從他所使用的學術概念和分析方法看，有很深的西方經濟學根底。

然而，他所研究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于是，就產生一個重要問題：是不是可能或可以將西方經濟理論中具“種子”性質的元素，移植中國經濟的土地，種一棵能夠同西方經濟學大樹媲美、具中國和東方色彩的新的經濟學大樹？

果如此，新結構經濟學就不僅屬于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階段性成果，而且是中國人所創造的現代經濟成果的一個理論概括，屬于中華文明崛起的一種表現。

第二，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中國改革以來經濟發展的理論概括，固然是在開放條件下，卻側重于中國自己的因素。譬如，講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從一國出發。如果過去這樣的分析框架大體成立，那麼，面對正在急劇轉變的全球金融經濟政治格局，展望未來，是否應當重視國際因素？

今年8月，奧巴馬公開批評中國搭“便車”。這樣的觀點，前兩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希拉里也說過。相比較，過去30多年，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全球化不同程度的受害者。改革開放戰略是與全球經濟政治條件相配合，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正成果。我們不能同意奧巴馬等人批評中國從全球條件中獲益而未提對全球經濟所做貢獻。然而，新結構經濟學對于全球巨變缺乏反應，需要順應全球金融經濟政治結構全面重整而予以彌補。

眾所周知，世界貿易組織多哈發展回合談判陷入了絕境。2013年12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最后一刻達成一個局部的貿易投資便利化協議，但是，今年7月31日，因為印度等幾個主要國家反對，沒有完成國內相應立法，又一次夭折。

全球經濟秩序發生如此急劇深劇變遷，不能不啟發我們思考：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繼續著眼于國家與國家的對比，還是應當引入外部條件約束？外部條件約束，扭曲以國家間比較而成立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這是經濟規律性表現，抑或是非經濟規律性表現？中國經濟學家的發展經濟學，應該解答這一重大課題。

張曙光：中國爆發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現在我只想談一個問題，按照他們的理論，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做了一個預測，就是中國從2008年到未來的20年，還有8%的增長。但這里邊有幾個問題恐怕需要進一步思考。

剛才周八駿也講了，一個是整個世界形勢的問題。這30年來，國際上的形勢相當好，給中國提供了這么一個開放的、和平的環境。未來的20年里面，世界的形勢會怎么樣？前20年中國和美國利益相對一致的方面多一些，到現在中國強大了、發展了腰桿子硬了，美國也感受到中國的威脅，摩擦可能會增多。目前的現實也說明了這方面的問題。

另外，作者依據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臺灣與當時最發達國家的差距，與我們目前與最發達國家差距的水平相當，然后推算未來20年中國的增長潛力。我覺得這個問題也需要考慮，這幾個國家和中國的情況可能有很大的差異，這個差異會不會影響結論？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臺灣經濟學的主流是自由主義經濟學，進而主導了臺灣的經濟政策方向。我最近讀了蔣碩杰、邢慕寰等人的著作。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的低利率和低估本幣的政策，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利率應該按照市場利率，政府不應該管制匯率。臺灣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政策就開始朝這個方向走。

可以看看，中國經濟經歷了30年，在這兩個基本要素價格問題上，到今天仍然處于扭曲的狀況。雖然臺灣的政策實踐中也有一些反復，但問題沒有我們現在這么嚴重。這樣一比較，我倒覺得，你們的預測可能需要留有一些余地。

還有一個問題恐怕還值得研究。未來可能會發生危機，當然他們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日本就遇到了兩次石油危機，但日本的應對能力非我們能比。在最近的30年中，雖然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但是中國都處在危機的邊緣或者說危機發生在我們的門外，對我們來說影響不是那么直接。未來我們可能發生危機。要知道，危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東西，未來的不確定，你現在的政策能不能應對？

最后還應該考慮一個問題，就是現在中國的狀況。毅夫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但是整個社會上的信心是怎么樣的呢？可以看到一個基本的問題，因為產權的保護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很多官員都把財產轉移到國外，把老婆孩子送到國外，民營企業家也因缺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要不官商勾結，向政府尋租，要不撈一把就走，一般老百姓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到底有多大？

恐怕我們要從實際出發討論這些問題。從實際出發，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未來20年增長8%的目標恐怕難以實現。

補充一點：在討論《新結構經濟學》時，毅夫說他講的是增長潛力。我曾經指出，既然如此，就應當根據決定經濟增長潛力的因素進行分析，但作者始終沒有做出這方面的分析。 

胡汝銀：中國并不嚴格按照比較優勢發展

毅夫等三位作者一直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鍥而不舍，這個理論本身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在于它對中國經濟實際增長過程的解釋力，我覺得還是比較有限的。

按照這個理論本身，中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對中國傳統的重工業主導的中國趕超經濟戰略的修正。中國其實就是采取東亞國家的政府主導和出口導向的做法，當然有比較優勢的原因存在。但在中國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存在，就是我們的出口導向，都有出口退稅，以及外資大量引進，并且政府為此提供了大量直接的、間接的財政補貼。沒有這個財政補貼，中國不可能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重鎮，比如說稅收“三免兩減半”以及土地優惠。

如果經濟轉型了取消補貼了，中國經濟下一步會不會有高速增長？在毅夫你們三個人的模型里面，應該可推導出下一步的改革方案，但我覺得里面有一些比較重要的缺失。

第二個是對“華盛頓共識”的背離。我同意毅夫三個人的觀點，在一個新興的國家里，在制度性的基礎設施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在市場結構、產業組織沒有形成競爭性結構的情況下，一下子把市場放開，最終不可能形成完善的競爭機制。這個競爭機制是要培育的。除了企業經營自由化、市場比較放開、投資比較放開外，地方政府對中國經濟增長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的發展，并不嚴格按照比較優勢實現。在中國，所有的行業過去幾乎都是發展很快的，除了有比較優勢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外，其他行業也發展很快。為什么發展很快？是因為地方要提高GDP，導致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方面競相提供優惠政策。但也導致了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

所以中國面臨的很多問題，是政策性的問題還是制度性的問題？下一步的改革應該怎么改？經濟組織體系和制度環境、激勵機制應當如何設計？我覺得這里面需要有更多的探討和反省。

張幼文：要素集聚才是中國發展模式最主要特點

在林教授等三位學者的書中我發現，對中國奇跡這個模式的提法是發揮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這個提法，在理論上可能不確切，在實踐上不反映中國現實。

首先發揮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這個提法，同時運用了兩個最經典的貿易理論概念，這兩個經典理論的主題和方法都不同。比較優勢理論，核心是強調自由貿易比保護貿易好，貿易是有利的；要素稟賦理論的核心是一個國家的貿易結構，用要素的密集性分析。

為什么是勞動密集型出口而不是資本密集型出口？是因為這兩個理論的研究方法不一致。比較優勢理論分析，不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不一致決定了比較優勢必然存在，落后國家也有比較優勢。但是要素稟賦論并不假定各產業間生產力不一致，它假定各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不一致，由此產生了某種要素更具有經濟的副業性，所以會有生產、出口此類產品和產業。

如果現在提發揮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就產生這樣的一些疑問：廉價勞動力本身不是一個產業的名稱，是一種要素。如果我們說發揮廉價勞動力產業的比較優勢，也許從邏輯、概念上是確切的，因為它比較優勢講的是產業。或者我們講發揮廉價勞動力的絕對優勢和發揮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也是正確的。任何一個國家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力要有絕對優勢而不是相對優勢。

林教授在書中分析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模式開始，對亞洲“四小龍”也提出了比較優勢戰略。比較優勢，在這個提法當中可能被泛化了。比較優勢是一個普遍規律，講比較優勢戰略，實際上是強調注重貿易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拉動經濟發展，反過來就是不主張保護貿易、進口替代。比較優勢是自由貿易戰略，不在于用哪種要素密集型產業。

另外，如果我們只說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忽略中國發展模式的最主要特點。我們看到中國發展模式最重要的特點，不是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揮，而是要素集聚。就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高級生產要素，技術、品牌、管理、國際市場網絡、高級人才等，這些高級生產要素流入中國，使用了中國的閑置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使兩類要素合在一起形成出口能力，銷售到世界。所以要素流入，是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特征，也是開放性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與此同時，如果我們要探討中國模式發展的重要原因，其中還有一條，就是政府在這個當中的作用。如果我們可以界定中國開放模式是一種要素集聚型的發展戰略，同時也啟發了我們下一階段的發展道路。過去我們的發展靠要素流入，未來就需要要素培育和獲得。所謂要素培育就是利用現在的資金和發展條件，培育我們的高級要素。 “創新驅動”，就是這個概念，以此培養我們的人才和技術。所謂要素獲得就是通過并購，迅速獲得國際大企業的技術、品牌和全球經營生產網絡，這是下一階段發展的路徑和方向。

史正富：“有為政府”決策失誤怎么辦？

我認為剛才幾位有點誤解，這本著作并不是簡單地指出哪個要素比較重要，而是說，某一要素之所以能成為篩選產業的依據，是因為當時當下這一要素稟賦能夠作為基礎，使這個國家產業向上邁進。以今天的要素稟賦作為起點，向下一個產業結構所需要的要素稟賦轉移，這個過程相比一次性跳躍式的轉移，相比以模仿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趕超戰略要更為可行。

這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認為這個是關鍵點。如果我們對這一關鍵點有共識，那么《中國的奇跡》對整個中國體系的理論架構就會有相當大的解釋能力。

另外，我對兩點有所保留。一是用動態比較優勢和結構升級的理論解釋中國的發展，雖然有很強大的解析能力，但還不足以解釋中國發展中的眾多現象，如就像胡汝銀和張幼文所提到的外資，外資背后是中國的體制，是GDP錦標賽。如何進行擴充，將其納入新結構經濟學也是需要解決的。

二是毅夫所說的“產業甄別”，如果政府甄別錯了怎么辦？誰能保證政府就能選對優勢部門？關于這個問題，我想做一點補充。前面胡汝銀提到財政補貼，張幼文講要素集聚的作用，認為FDI到中國來很大的原因是，中國是投資成本的洼地。但中國怎么就變成投資成本的洼地了呢？所以，他們談到了由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招商引資體系。

但問題又來了，財政補貼弄不好是會扭曲市場的。我要說的是，在中國當今的投資體系中，財政補貼實際上是由競爭性的地方政府提供的，但這實質上不是補貼，而是對未來收益分享權的投資。

為什么這么說？過去30年，雖然補貼了大量的開發區和招商引資企業，但同時地方政府擁有的自有資產是也呈現出爆漲性、革命性的增長。分稅制實行之初，地方政府一窮二白，總體來看，全國的地方政府普遍處于破產狀態。雖然現在天天說地方政府的負債率多么多么高，但與當時相比，其資產負債率要低得多。將財政補貼變成了對未來收益權的投資，這是中國經濟為什么成功的原因。

回過來看我前面提出的問題，即政府能否甄別優勢產業。既然地方政府將補貼當作投資性的行為，那么，實際上他們的產業選擇也會跟本地的地方情況或者說資源稟賦、本地的比較優勢掛鉤，而不單單看國家層面的比較優勢。我們看到過去一、二十年，地方政府制定的“五年規劃”不斷變化。從早期照搬中央文件，到現在越來越個性化，越來越基于本地優勢。

用演化主義的觀點來說，在地方政府競爭創造的演化體系中，大家在“干中學，學中干”，不斷提升決策水平。有些人把地方政府看成靜態的，但實際上，要從動態看，它們和企業家、市場體系有很多共同點。市場體系中的決策失敗也比比皆是，失敗的被淘汰，留下來的就是有競爭力的，大家都在學習別人的經驗，但永遠都有被淘汰出局的。當然還要結合宏觀形勢和外部形勢，如果能進一步將地方政府的動態行為分析納入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道路的解釋能力會更強。

張軍：未加入90年代后的宏觀改革是個遺憾

這本書雖是1994年出版的，但從它的章節來看，更多的內容還是講80年代中國的改革。而80年代中國經濟的改革有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微觀改革優先，基本上不怎么涉及到宏觀經濟層面的改革。

《中國的奇跡》給出的分析框架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框架，它強調一個經濟體制由三部分構成：一是發展戰略；一是宏觀的環境；最后是微觀的機制。但是這本書的分析重心在說明中國改革后的發展戰略和微觀機制是如何推進改革。

因為沒有涉及90年代以后中國在宏觀結構改革上面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改革舉措，就顯得是缺失了重要一環。問題是，這個書在1999年的修訂版里依然沒有把這么重要的宏觀層面的改革納入分析框架，現在的新一版里面也沒有。這樣的話，這個缺失今天就變成一個遺憾了。

依我看，中國經濟的宏觀改革其實是在1993年以后開始的。1993年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我認為是開啟了整個治理宏觀結構和經濟波動的重要制度改革，再加上當那個前后推進的銀行與金融體制的改革，特別是不允許地方財政從銀行透支，以及之后幾年對整個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等，可以說是中國經濟改革當中解決經濟大起大落或宏觀不穩定的重要改革。

如果把宏觀經濟的管理納入《中國的奇跡》的分析中，就可以回答今天經濟學家關于中國奇跡是否能延續，以及還能延續多久的很多問題。

回顧35年來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全貌，我倒覺得增長戰略的選擇固然重要，但戰略選擇的轉變可能更重要，因為事實證明，如果一個經濟不能夠根據變化的宏觀條件和環境做出增長戰略的調整與轉變，要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是非常艱難的。

所以，我想“中國的奇跡”應該不僅僅是因為增長戰略發生了一次轉變，更重要是，35年來在每一個遭遇沖擊和挑戰的十字路口，它的戰略都要做出相應的和適時的調整與改變。所以我覺得戰略的調整比戰略的選擇對于長期的增長與發展更重要。

 華生：要多講如何從增長潛力變成現實

如果對《中國的奇跡》做一個歷史的總結，它已經被證明了其結論的正確性。因為它已經正確地預見了中國經濟在那時之后20年的增長，這個已經成了歷史。但里面的解釋確實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

真正有意思的是，實際上大家現在提出的各種批評、質疑或者猜疑，最主要的不是在于過去，而是在于今后。據我所知，毅夫講的今后還有20年的高增長，很多人是有保留意見的。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過去我們成功了，因為什么？就是因為我們引進了市場，因為我們學了西方；今天還存在問題，是因為我們沒有全學，學得不夠徹底。所以他們的邏輯跟毅夫、蔡昉的邏輯是相反的。你們的邏輯是說，我們過去是引進了一部分，學習了一部分，還搞了另外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成功了。真正的分歧在這里。

所以我也有一個建議。我理解毅夫講的是說今后的高速增長的潛力，所以以后可能你要把這個潛力強調出來，因為確實從潛在到現實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距離。

這個問題要分兩個層次來討論。第一個層次就是有沒有高增長可能性，有沒有這個潛力。第二個問題當然是我們大家包括社會各界最關心的，也是最核心的，怎么把這個潛力，即便只有百分之幾或者是百分之幾十的可能性，變成現實。

怎樣從潛在變為現實？說實話毅夫最新一版《中國的奇跡》長序沒有完全說服我。因為過去是這么一條路，今后繼續走這條路就可以了？這個我跟很多反對者一樣，我跟他們的觀點有相同之處，光說這個恐怕不夠。所以我倒建議你們三個作者是不是能夠在今天再合作一本，來回答經濟繼續增長怎么從潛在變為現實，要變成現實還要解決哪些問題。

比如與我們今天發展程度相同的國家歷史上不少，但光拿成功者來證明我們也可以有高增長，理由就不夠充分，因為失敗的案例更多。

再如毅夫講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最大的轉型是，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結構轉變。但是說實話（這本書）我從頭到尾也沒看到毅夫提到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如果脫離了這個最大的結構轉變，來談這個時代還是有問題的，這里要回答的事還不少。這也是他們三個作者在今天面臨的新挑戰。

韋森：不應忽視市場和政府的作用

針對《中國的奇跡》，我寫了一萬多字的書評，在書評的最后一部分，我就中國經濟過去35年高速增長的原因，談了自己的五點看法。在這里我只講其中的兩點： 第一，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首先要歸因為1978年以來的市場化改革，即有市場經濟，才有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縱軸為經濟總量，單位億元。1952年為679億元，1978年為3600億元。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年鑒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年鑒

中國經濟30多年高速增長的過程，也是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如果勾勒一個經濟總量和年增長率的軌跡圖，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過去30多年中，三次大的改革開放，即1978年的土地承包、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的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和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以及2001年中國的入世（加入WTO），直接帶動了中國經濟的三次高速增長。 沿著這個理念，我稍微再展開一點講。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經濟學要面臨一個轉變，要把經濟是生產出來的，GDP 總量是生產出來的，轉向“經濟是交易出來的”。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說，有市場交換和貿易，才有斯密型動態增長，也才有熊彼特式增長；有快速經濟增長，才有快速的資本積累，才有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可以說有三種增長方式：只有市場經濟才是一個經濟可以高速增長的體制，這已經是人類歷史所證明了的。

第二，在我們強調市場化改革對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奇跡的作用的同時，也決不能否定和忽視中國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

多年來，中國政府過多地參與和干預市場經濟多有諸多地批評意見，包括我這些年也對此有很多的評論。但是冷靜一點想一下就會知道，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如此高速增長，確實與中國各級政府對市場經濟和經濟發展的強力推動是分不開。縱觀人類社會歷史，還看不到有任何國家和朝代有任何政府，像當今中國各級各地政府這樣全心全意地投入經濟發展的。

黃凱南：建議凸出制度的重要性

學者一直有后發優勢跟后發劣勢的問題（林毅夫與楊小凱的爭論，前者強調中國的后發優勢，后者強調中國的后發劣勢），這個爭論本質上應該是說到底先發展經濟，制度隨著發展逐步完善，還是說先完善制度再去發展經濟。

制度是一個非常大的體系，從層級看來，我們說合同是可以設計的，這是沒問題的，企業的治理結構也是可以設計的，從產權制度、法律和憲政制度再到社會文化制度，建構的力量會逐漸減弱。所以有一些層面的制度它是演進的，很難外生去建構一個完美的制度，在這意義上，制度是內生的。

從定義上來看，制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東西。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整個技術的進步空間是相對客觀的，我們的技術模仿是容易的，制度的模仿是很難的。所以我完全贊同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通過技術模仿來實現后發優勢。對于發展中國家，我們可以清晰地描述一個技術進步空間和路徑，卻很難清晰地描述一個所謂的制度進步空間和路徑。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一個理性、可行和有效的發展戰略是從技術模仿開始，而類似的憲政制度則是內生于這個過程中。

只要存在充分的競爭，效率原則會起作用，技術和制度會處于協同演化過程中。不存在所謂具有普適性的最優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內生于稟賦結構變遷和技術變遷中。

我認為在邏輯上來講，林老師的理論當中存在這么一個預設，該理論的預設是存在一個較為清晰的產業升級圖景，所以政府有能力去甄別產業升級路徑，它在認知上是沒有障礙的，政府是一個新古典的理性政府。這是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論，而非發達國家的發展理論。后者產業升級的路徑充滿不確定性。

再提一個建議，因為在林老師的框架當中把制度也當做要素結構，建議把制度的重要性再凸現出來。資本、勞動跟制度肯定是不一樣的，而且把制度的重要性凸現出來，在它的理論框架當中進一步加強技術進步跟制度變遷之間的關聯，這樣，在新結構經濟學當中，我們能看到一個更充滿動態演進的結構變遷。

潘英麗：我的幾點具體補充和質疑

我想對這本書的研究做幾點補充：

這個書討論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講前30年為什么不成功，后30年為什么成功。我想說的是前30年的不成功為后30年的成功奠定了基礎。20世紀50年代我國政府鼓勵生育，準確地講是禁止節育，70年代后期則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為我們奠定了一個倒金字塔的人口結構，包括廉價勞動力的供給和高儲蓄全是特定人口結構的結果。

所以我們假定人口的增長速度各個國家沒有太大區別，從而忽略中國特殊的人口結構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那就會對我們未來的增長潛力作出不準確的判斷。（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人口結構奠定的未來增長潛力到底是高還是低，這個問題已經不需要太多展開。

第二， 涉及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林毅夫教授在出版20年的序中指出本書的研究從增長的本質與決定因素出發，而不是從亞當•斯密分工的切入點來研究，那么研究還是受限于索羅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

我認為市場的規模對經濟增長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同意韋森老師剛才講的交易，其實他這個概念也涉及了分工與市場規模的關系，楊小凱新興古典經濟學里面講的的規模效益、交易費用和分工的效率還是很有意義的。實際上市場規模顯然是對增長有直接的決定作用，這就是規模效益，不是簡單的三要素。 討論到規模效益，就牽扯到小國和大國之間的發展戰略。小國顯然必須參與國際分工，走出口導向型經濟。就大國而言，我的看法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應該是一個階段性發展戰略，僅僅適用于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就是說貧困的惡性循環要通過引進外資，那么增長發生的前期，有可能國內的市場還起不來，這時候還得借助國際市場來做大人均收入。包括后來的儲蓄和消費，都要靠這個拉動的。所以對于大國來講，出口導向型戰略包括稟賦優勢可能是階段性的，這是從內部的規模效應角度來探討。

第三，我再談一點產業政策。剛才黃凱南談了理性政府是產業政策有效的前提。所以在一個產業結構相對簡單的發展階段，政府的產業政策是有效的。進入到一個產業非常復雜的階段以后，政府的產業政策效果就可能會下降，甚至會出現誤判。

其實中國還有一個問題。發改委的產業政策假定它是對的，但是我們所有的地方政府和民間投資都圍著發改委的政策去轉，而且地方政府追求GDP，給各種優惠政策招商引資，結果就是個體理性，集體非理性。這就是多晶銈、太陽能之類的行業前一陣嚴重產能過剩，新興產業嚴重產能過剩的問題。

另外關于資本積累，這里講到資源稟賦的升級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強調資源稟賦升級主要是講的加快資本積累。資本積累這里面沒有明確到底是人力資本還是固定資產。

結合我們談到市場規模的增長意義，我們覺得在發展戰略制定層面有一個問題需要考慮，到底是資源稟賦的決定還是市場需求的牽引。從市場需求的牽引來看，未來中國的新興產業或主導型產業，其實大部分是輕資產的，是人力資本密集型，而不一定是物質資本密集型的。所以這方面的考慮，就算是資本密集型也還要細化，發展戰略的制定還是應該以市場為導向，結合考慮資源稟賦的優勢。

胡必亮：當時我就貼了小紙條說此書市場談的太少

這本書有三個非常明顯的優點，一個我認為有點不足的地方。

首先，這本書比較準確地描述了或者說是解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因為歷史已經證明了這個基本分析是正確的；又比較系統地立足于中國國情，建立起了基于中國改革與發展實踐的轉型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分析框架。此外，這本書在基本分析方面采取了比較規范的方法，這一點在80年代、90年代是難能可貴的。

這本書出版不久，我就讀了。我當然的感覺是有一個不足之處，那就是我當時感覺是這本書對于市場的討論太少了。我今天將這本書的第一本版本也就是1994年出的版本帶來了，我當時讀完這本書后，用粘貼紙寫了兩個小紙條。

第一個條子寫的是，（前三十年沒有成功）“根本問題在于違背了市場規律，而不是趕超戰略本身出了問題，是手段出了問題，并不是目標出了問題”。我當時認為，趕超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你趕超的手段出了問題。因此，我當時認為，抓發展戰略的轉型不一定就是抓到點子上去了，應該抓住市場進行深入分析。

我的第二個紙條上寫的是“如果不按市場規律去搞比較優勢的話，一樣會失敗”。我當時的基本判斷是，比較優勢確實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你的手段不對，你還是按計劃的方式去搞比較優勢，也是搞不成的。

還有，在作者說到“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實現經濟發展戰略轉變”時，我在旁邊的批注是“這才是對的”。

我當時感到這本書討論市場太少了。因此，我在相當大程度上同意韋森的看法，沒有市場取向的改革，一切都不存在；改革是最重要的，而改革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利用了市場。

黃益平：奇跡如何繼續需要做更多研究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三位作者應該算是我師長輩的經濟學家，二十幾年來對我的研究也有很多指導與幫助。看這個書讓我體會到在經濟發展和改革中適當的政府作用的重要性。

這個話說起來比較簡單，但我的感受特別深刻，也跟我自己學習、工作的經歷有關。我在國內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后來到了國外系統學習現代經濟學，學完之后就我的立場比較偏向新古典，市場第一。但后來觀察經濟發展的過程，我們看到其實市場也不是萬能的，而經濟改革也不能一放了之，當然我還是同意市場化改革是主流。從全球趨勢來看，很多其他國家現在也都有類似的反思。

比如說歐美國家在全球危機以后，就對政府在經濟當中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有許多新的思考。比如這段時間吵得熱鬧的香港“占中”，我覺得政治問題背后其實主要是經濟因素推動，經濟問題的背后是收入分配問題，而收入分配的背后就涉及到如何評價小政府和大市場這樣一個發展模式，它的優勢是什么、缺點又是什么？這和最近大家都在讀的《21世紀資本論》所討論的問題也有關系。市場可以幫助配置資源、發展經濟，但是也可能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政府發揮作用。

所以我從《中國的奇跡》學到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存在政府失敗，但同時也存在市場失敗，這兩個都不能忽視。設計改革政策不能一面倒。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面的話說，就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我覺得這個概括很好。

第二，我還想向作者們提一個問題。這個書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發展戰略的轉換，就是從過去的趕超戰略轉向比較優勢導向發展戰略。其實在我看來這說的就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什么叫比較優勢導向？就是市場決定什么最合適，我們就發展、生產什么樣的產業、企業和產品。

不過我現在有一個問題，我們在討論比較優勢決定的時候，它有一個前提就是所有的價格都是由市場決定的，或者說市場信號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要素稟賦的相對狀況。但我們知道中國在改革期間存在非常明顯的要素市場的價格扭曲，在產品市場基本上都放開的前提下，推行比較優勢導向的發展戰略從理論上可能帶來什么樣的后果？在實踐中又會形成一些什么樣的特點？比方說，它對增長是什么影響？對經濟結構是什么影響？而對消費又是什么影響？

第三，接下去需要研究的課題。剛才蔡昉老師已經說了，現在大家對中國奇跡的接受度已經越來越高，但是對于這個奇跡能不能持續保持的懷疑態度也越來越普遍。我覺得這個可能也需要從過去改革的策略及其特性來理解并求解。

中國的改革政策有很多不同的概括，我自己的看法是三十多年間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兩個雙軌制，第一個是國有和民營企業雙軌制，第二是產品和要素市場的雙軌制。無論如何，這個兩個雙軌制疊加的改革策略應該說還是比較成功的，發展過程也很平穩。但現在面對的一個問題是下一步還能不能繼續平穩下去，因為我們這個過程還沒有走完。

一開始張曙光老師說以后危機是很難完全避免的。能不能避免，如果不能避免是怎樣的情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還會涉及到多年前關于休克療法與漸進改革的比較研究。漸進改革的好處是長期穩定的增長，但是如果最后一個坎兒邁不過去，到底是漸進改革好，還是休克療法好，還真的很難說。

所以說我們現在可能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來分析下一步的經濟改革：一是怎么樣把市場化的進程走完，二是如何繼續保持相對平穩的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