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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0日，觀察者網發表了留美經濟學家孫滌先生的《往事與展望》，孫先生指出老子“滌除玄鑒，能無疵乎”的思想對自己產生了深刻影響。這句話的意思是清除雜念來觀象察物——不拘于前人窠臼而崇尚獨立決斷，即使不能避免瑕疵，也務求接近本源。巧合的是，老子的另一思想——“無為而治”，則影響了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自由放任”正出自他們對老子的解讀，它是從中國傳到法國，再從法國傳到全世界的。

魁奈將老子的無為翻譯成“自由放任”

法國經濟學家魁奈最先吸取了老子的“無為”思想，第一個把“無為”譯成“自由放任”，并創立了依賴自然法則的重農經濟學。當時這些人出版的著作，他們發表文章，對話的記錄都還存在，魁奈在宣揚重農思想時大量引用中國的典籍。魁奈為了顯示其論文專集《重農主義，最有利于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的神圣和權威，居然將出版地點標明為“北京”。

當時的法國之所以出現重農學派，是因為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的法國，由于封建王朝實行重商主義政策，農業極度衰落，法國的財政經濟面臨嚴重的危機。重農學派認為，社會財富的真正源泉是農業，要財源茂盛，增加財政稅收收入，必須發展農業，從而將其研究重心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

魁奈曾將中國視為“一切國家的范例”。他提倡中國哲學，推崇孔子的品德和教誨，以《論語》為圣經，效法儒家學派成立了經濟學家的組織——重農學派。魁奈崇拜中國的重農政策，以中國為農業國的規范，認為他“指出中國把農民放在工商階層之上而予以重視，嘆息歐洲尚不知農業的重要性”。

魁奈作為法國重農學派的領袖，被尊為“歐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經寫過《孔子簡史》。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國國王路易十五于模仿中國古代皇帝，舉行了“籍田大禮”。

然而對魁奈畢竟是經濟學家，對他影響更大的還是經濟思想。中國經濟思想在西方的傳播，是從法國重農學派開始的，重農學派是西方第一個經濟學派別，是西方經濟學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義只是一種社會風潮，重農學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直到現在“自由主義”思想仍然在西方經濟學中居于主流地位。

魁奈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仍具有極為寶貴的文獻價值。首先，在這本書里，“中國”是他用來進一步闡述和鼓吹“自然秩序”的素材。在這里，中國是一個實行自然法的理想國度。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八章的題目叫作“中國的法律同作為繁榮政府的基礎的自然原則相比較”，在這一章中，魁奈極為精彩和簡練地敘述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后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許會在某些細節上超過魁奈，但在核心思想上，沒有人曾經逾越他。

老子、魁奈、哈耶克

后來魁奈這本書被作為一本名為《中國：歐洲的楷模》的書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十六、七世紀歐洲崇尚中國運動的一個全景式的描述。不僅如此，中國古典哲學實際上直接影響到了斯密。在《中國：歐洲的楷模》一書中，作者馬弗里克談到，“孟子有關人的完美性的信條影響到歐洲人，就像他有關仁愛的思想會對斯密寫作《道德情操論》有所啟發一樣”。為了進一步證明斯密受到了中國的直接影響，他引用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一段話：“一人應對所有人的愛不是外在于這個人，而是這個人本身；他的本性使他愛所有的人，這種情感就和他愛自己一樣自然”。

杜爾哥是重農學派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按馬克思的評價，杜爾哥使重農主義發展到最高峰。杜爾哥的經濟學著作《關于財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經濟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認為它已經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杜爾哥的理論比《國富論》的理論更勝一籌。而杜爾哥寫作此書，與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有著直接的關系。當時的法國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是開明政治的發源地，1763年，有兩位留學法國的中國人完成了學業，正準備回國。法國學者都希望這兩個人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的情況。于是杜爾哥向他們提出了52個經濟問題，這就是杜爾哥的《中國問題集》，讓他們回國后回答，以幫助法國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國的經濟情況。為了讓他們能夠明白這些問題的意義，他又在這些問題前面寫了一篇關于社會勞動和財富的分配的簡略分析。這就是《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爾哥所提出的問題都與他所掌握的中國經濟知識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系，他是受中國情況的啟發，也直接從中國古代文化中汲取了營養。所以研究者都說杜爾哥的《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書受中國的影響最深。”，而此書有影響了后來的亞當斯密。

法國的重農學派思想來自中國，但細分起來則來自中國不同的思想派別，比如自然秩序思想來自中國道家的老子，單一稅思想來自的中國儒家的孟子，重農思想其實是來自中國的法家的管子。

重農學派反對政府以干預的手段壓抑農業以扶植商業。認為只有農業勞動是唯一典型的生產勞動。土地是一切財富首要的、唯一的來源。在《谷物》一文中，魁奈提及政府長期的一項獎工業生產〈尤其像紡織品一樣的奢侈品〉的政策，稱這種政策對農業事有害的。當時政府獎勵栽種桑樹者，制止農民種植葡萄。他指出國家的真正經濟政策應該在好好用法國土地的偉大生產?，他認為農業實為工業與商業之基本與不可或缺的泉源。

重農學派提出了“直接稅”與“間接稅”，主張只對“純產品”征直接稅，在間接稅方面，應以葡萄園稅代替飲料稅。對純產品課征直接單一稅，是負擔最輕的賦稅。這種思想來自中國孟子，《孟子》主張實行單一的農業稅，而免征商品稅、關稅和人頭稅等。在稅率問題上，《孟子》把西周時代通行的什一稅率和井田方案中的“九一而助”看作是最合適的稅率，這也體現了孟子作為儒家代表而有的輕徭薄賦的仁政思想。

重農學派承接孟子的單一稅思想，也提出將稅收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前者是對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稅；后者是對佃農征收的稅、對企業利潤征收的稅、對銷售或消費商品征收的稅三種。認為除了對土地純收入征稅外，所有賦稅都應廢除，對其他行業應該自由放任，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自由放任的最終來源，其思想主旨其實是輕徭薄賦，與后世的自由市場毫無關系。

哈耶克將老子視為思想教父

在西方經濟學界，一直就存在研究中國古典思想的傳統，哈耶克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奧地利經濟學的源頭就是法國的重農學派，法國重農學派提出的自由放任、自然秩序、邊際遞減、主觀價值論都被奧地利學派全盤繼承，不僅是奧地利，歐洲大陸的大部分思想源頭都在法國，哈耶克是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20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理論家，被尊為當代自由經濟的鼻祖，哈耶克也激勵推崇來自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思想，哈耶將老子奉為“思想教父”，而哈耶克自己認為道德經中“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兩句話，是對自發秩序理論最經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東京作《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演講，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地反問：“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從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為“無為思想”對哈耶克的影響是多么的大，哈耶克對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經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當代的中國不是人都以哈耶克的中國傳人自居，有人想用哈耶克埋葬凱恩斯，有人翻譯哈耶克傳，組織哈耶克協會，而哈耶克最崇拜的卻是中國的老子，歷史及現實就是如此的諷刺。

厘清現代經濟學的中國起源，沒有壞處，這至少可以讓中國學人不再那么自我矮化。而這一段歷史也應該進入中國的歷史教材，其實至少應該進入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