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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維系大國關系不可或缺的活動，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尤其是在威尼斯，早已成為一個受到尊崇的專業。外交作為一種世界觀，更是上升到了藝術的高度。夏爾•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 Périgord, 1754-1838）高超的談判才能不僅在他的時代是獨一無二的，他的外交思想更是超越潮流穿越世紀，成為后世的典范。

在塔列朗的時代，伏爾泰、米拉多、梅特涅，還有庫圖佐夫，這些偉大人物造就了一個偉大的歐洲時代。當然，也還有拿破侖（1769-1821）。夏多布里昂曾在他的 《墓畔回憶錄》一書中寫道：“拿破侖的落敗及其帝國的崩塌，對于那些追隨者，仿佛是從現實墜入虛無，從頂峰跌入深淵。”

身處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今日，天才不再，世界局勢錯綜復雜，各種民間組織蓬勃發展，國際關系也被列為研究課題，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復雜問題。正是在這樣一個新時代氛圍中，十年前為紀念塔列朗二百五十周年誕辰， 一場名為“談判大師的遠見”的座談會于巴黎召開，直到今日，他依然是激發著后人思想靈感的源泉。

夏爾•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 Périgord, 1754-1838）

盡管塔列朗曾沉溺于世俗的享樂，國王仍然在1788年任命他為歐坦教區主教。他的任期共經歷了三個不同政權——革命時代、拿破侖時代和君主時代。同時他與拿破侖之間若即若離的關系，也讓這位“談判大師”被認為是一個口是心非、不忠的偽君子。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費舍》一書中雖認可塔列朗的地位比皇帝的警察總長更加重要，但也提到他是個“典型的善變的權謀家”。夏多布里昂在他的 《墓畔回憶錄》中寫到：“當塔列朗先生不在權謀算計的時候，他便是在處心積慮地求財牟利。”這一說法也在日后廣為流傳。

然而事實更微妙復雜。在法國經歷了從舊制度到大革命，從帝國時代到王朝復辟的一連串動蕩不安的年代，為了能夠穩坐在這些權重酬豐、同時不被架空權力的高位上，首先，塔列朗必須要有超凡的智慧、意志力以及自控力。這個曾被喻為“斯芬克斯之謎”樣的人物 ，貪婪絕不可能成為他行動的準則 ，行事的動機。在風云變幻的時代，他需要高瞻遠矚，堅定的遠見，才能穿越時代的驚濤駭浪，免于沉入汪洋大海。

直到1805年12月拿破侖在奧斯特利茨戰役獲勝后簽署了普雷斯堡合約，塔列朗輔佐軍事天才拿破侖在一個君主制環伺的歐洲鞏固了大革命后的法國地位。塔列朗希望與奧地利和沙俄達成理性的和平，但是拿破侖想要主宰控制整個歐洲。在1808年的埃爾福特會上，當拿破侖要求塔列朗與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達成戰略性合作時，他反而拉近了法國與沙俄皇帝和奧地利弗朗索瓦二世的關系。從此，塔列朗不再效忠于皇帝拿破侖，而是忠于他對整個歐洲的愿景。

塔列朗知道拿破侖夢想將他的御旨貫徹到整個歐洲，從巴黎到莫斯科，從倫敦到羅馬。可是對于渴望歐洲的平衡與和平高于一切的他，對此不能認同。塔列朗反對對西班牙的入侵和人民所承受的無意義的苦難。戈雅曾為紀念這一個民族的苦難繪有畫作。他也反對對奧地利君主保守黨的過分敵視，更反對那次對沙俄駭人聽聞的入侵，正如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描述的一樣——僅僅一天，在博羅金諾令人顫栗的戰場上，俄方損失了四萬兩千名士兵，法方為五萬八千！

關于這些問題，塔列朗在他的回憶錄里是這樣說的：“一直以來我都是主管外交事務。我曾以我的忠誠和熱情效力于拿破侖。長時間以來，他曾對于我提出的觀點都持贊同態度，我也將此視為己任（……）為法蘭西建立君主制機制，以保證君主的權利，并且將其限制在合理范圍內，處理好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關系，讓法蘭西的光輝和榮耀得到寬恕。”（《塔列朗回憶錄》，第三部分，1791-1808）

生于十八世紀中期，塔列朗對于歐洲的展望是以各極力量均衡對等為前提，他領先于時代，是多極世界觀的倡導者。這一關于歐洲大陸的理念，決定了他與法蘭西的關系以及對當時統治者的態度。法蘭西只需要固守本位：偉大，堅定，不走極端，這是維持整個歐洲系統存在的關鍵因素。各個國家，政治體系和政權，都只是為組成一個協調平衡的整體而存在，這一整體又必須制約和限制個別強權的野心擴張。

塔列朗充分體現了他所身處的那個世紀的普世主義觀點，從一個歐洲的角度來思考法國的內部問題。他謹記孟德斯鳩的話，當這位《論法的精神》的作者辭世時，塔列朗只有一歲。孟德斯鳩曾寫道 ：“如果我知道有任何事情，是有利于我的國家而有損于歐洲或全人類的，那我將視之為一種罪行。”

1814年，戰敗的法蘭西已是傷痕累累時，這位被古列爾莫•費列羅稱為“有建設性觀念的天才”的塔列朗，在維也納會議上，團結小國，重新建立了一個歐洲新秩序。這些國家信任塔列朗心懷歐洲全體的利益，歐洲其他強國也放心地讓這個外交天才全權主導，此歐洲新秩序同時也維護了精疲力竭的戰敗國法國的利益。

十九世紀初沙俄的崛起，面對拿破侖時期的法蘭西，無疑是威脅到了當時的時局現狀，然而深諳外交這門藝術的塔列朗為這個新崛起的沙俄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曾在倫敦出任外交大使的他，與四國聯盟交涉（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以制衡神圣聯盟（普魯士，奧地利，俄國）。

今日，作為一個外交大師的塔列朗應該會贊同這一外交理念：一個有序的多極世界才能構成全球性平衡，維持世界的和平穩定，所有過激的單邊主義的行為都應當被摒棄，就算是出于那些國家自身的利益。他也會贊同有些國家所認為的超級大國美國應當首先懂得節制，不以強大武力對付其他國家的想法。如果說塔列朗不再追隨拿破侖的路線，那是因為他認為拿破侖走上了極端的歧途，將法蘭西和歐洲引向了悲劇。

二十一世紀崛起的力量——顯而易見的——不是俄國，而是中國。塔列朗是絕不會落入“中國威脅論”的恐慌中，恐慌，在本質上就是反外交的，不可能適用于國際關系中，而且是個危險，因為它源自于一個錯誤的觀念。

“中國威脅論”尤其讓那些想要操控全球化，謀求自身利益的國家或個體更加歇斯底里。面對今日世界局勢，塔列朗應當會思考如何能夠將中國融入到這個全球系統中，與其他國家各司其位，合作并存于一個平衡協調的整體中。不需要運用詭計或是武力來遏制中國這一大國的崛起，只需要運用智慧，中國將會在國際社會找到公認的一席之地。

面對中國的再次崛起，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這位曾經在維也納會議上，了解到歐洲需要維持均勢平衡的人一定也支持古老的歐洲大陸一體化。面對中國的復興和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只有一個團結的歐洲，才能夠在國際事務的舞臺上舉足輕重。

他不會愿意看到一個被中國的蓬勃發展吸引而與西方歐洲日漸疏遠的俄國。因此，為了避免歐亞大陸兩邊力量的失衡，著眼于長遠的外交考慮，應該也會著力于拉近歐盟和俄國的關系。

他不會滿足于只是為各個大國（歐盟、俄國、中國、印度、日本、美國）籌備一個演奏會，而是會盡力為那些中小國也留有一片充滿活力的合作互助的空間。

反觀今日全球局勢，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關系是否和塔列朗所處的歐洲時代可相比擬？盧梭曾寫道：“（…）歐洲，是一個各個民族的理想組合，它們雖然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社會組織， 但卻也是個風俗各異，生活習慣甚至法律都不同的現實社會。其中的任何一個民族，想要從中脫離而不立刻引起問題，都是不可能的。”（截選自圣皮埃爾神甫的《永恒的和平計劃》 ）

而那些偉大文明的交流，也是同理嗎？它們也組成一個——借盧梭所言——“現實社會”嗎？如果，在當今，歐洲、美國、印度、中國以及穆斯林世界，都是基于相同的價值觀念而建立起一個共同的社會，那么，那些關于“文明的沖突”的文章和研究就不會存在。這個世界，不應該因為互相之間歷史或哲學性的敵對因素而互相仇視分裂，最終變得無法挽回支離破碎。

為了在這個緊張沖突不斷、紛擾復雜的世界局勢中找到一條出路，必須將目光放在對人類的關懷之上。偉大的外交家總是能從人道主義之中受到啟發，起到調解沖突平息紛爭的作用。一旦缺少這些努力，便會給處心積慮的“肇事者”有機可乘，制造分裂。

總是有人重申，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反映的是它的國情和內需。塔列朗的思想開啟了另一個視角：對外部世界的看法或是對世界全局的掌握，可部分甚至全部決定我們如何處理國家內部的問題。

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網絡時代，塔列朗作為一個十八世紀的歐洲人，他的外交模式正是重視平衡的外交精神的最完美詮釋，不僅不過時還顯得格外閃耀。它將作為一個指標，以重新修復被恐懼占領和被強權摧毀了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