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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戈利奧當選第266任天主教羅馬教宗的同時，習近平當選為中國國家主席，這是思考中國和梵蒂岡獨特關系的難得契機。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梵蒂岡，一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另一個是聯合國最小的成員國，兩國卻并未建立外交關系。羅馬教廷是承認“中華民國”（實際上是2300萬人口的臺灣島）的23個主權實體之一。這對雙方而言不僅反常，也是損失。

天主教會擁有12億信眾，中國則有13億公民，外交關系正常化將令雙方都受益。不僅如此，在更為深刻的意義上，雙方的和解也將表明國際社會的進一步緊密團結。

但現狀難以打破。兩位新任領導人都面臨著艱巨的內部挑戰，他們還將面臨兩個主權實體在主教任命問題上的持續沖突。此外，一個有著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和一個有著2000年歷史的機構之間，必定存在著交流的復雜性，這也不應被低估。

新教宗方濟各一世

當前僵局的原因顯而易見，但一些新的因素可能會影響梵中關系。首先，教宗的拉美出身將使其在當今這個多極化、南南關系愈發重要的世界具有獨特性，他的阿根廷背景將有助于理解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西方國家之間的交往極具活力，中國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巴西。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新羅馬教宗深諳耶穌會在歷史上搭建中歐橋梁的傳統角色。耶穌會的共同創始人、會祖圣依納爵（1491-1556）的信徒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曾到亞洲傳教，但未與明朝接觸。范禮安（1539-1606）則憑借其罕見的見識力推動了耶穌會與中國文明的直接交往。

他們與儒家文人的交往持續了一個半世紀，其后，由于中國禮節的沖突，以及耶穌會的傳教策略問題，多明我會與方濟各會、中國與教廷之間進入了長期的不信任階段。

在教宗選舉會議結束后，中國政府給新任教宗送上了祝賀，并希望梵蒂岡能夠“務實”、“靈活”，這與耶穌會的觀念并不沖突。

同時，隨著中國社會快速變革，北京看待宗教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今年1月底表示，要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中國的成功、自信、開放正在同步增長，到2020年，隨著中國即將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體，其與世界的融合也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這也肯定會給中國與梵蒂岡的關系帶來積極影響。

短期而言，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出現在新教宗的就職彌撒出席人名單上，這使得北京與羅馬教廷之間的化學反應變得復雜，但雙方將會知道如何耐心將眼光放遠。

一系列姿態、象征、“小步驟”將帶來有利的氛圍推動雙方關系正常化。在這個意義上，接受中國的金魯賢主教的建議，將利瑪竇（1552-1610）和他的中國友人徐光啟（1562-1633）納入正典，將是擺在方濟各教宗面前既鼓舞人心又極為務實的選擇。這兩位優秀學者的友誼仍是中西智慧結合的完美典范。

利瑪竇(左)與徐光啟。歷史上耶穌會對中西文化交流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耶穌會與中國的對話者表現了智慧與精神交流的獨特價值，他們的相互理解增進了人類的精神財富和人文精神。如果當下新教宗和習近平能夠重新開始正常交往，這將復蘇文明之間的重要對話，并為人類的協作與團結做出貢獻。

（朱新偉 譯；部分譯文參考了《環球時報》刊登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