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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知道，托克維爾決不是“民主萬能論者”，相反，他著重的是民主時代來臨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結果的多重復雜性。他預見到他對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來辯護民主又可以被用來反對民主，因此說他自己毋寧懷有一種雙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擁護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對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熱，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會或許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達的命運終點。”本文不可能詳加討論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但希望在這里指出其最基本之點，即他所謂“民主”的對立面是指“貴族制”（aristocracy），而非泛泛與專制相對而言。事實上托克維爾的所有論述都建立在一個非常基本的分析構架上，即民主制與貴族制的對反。因為在他看來正是這種作為與貴族制相對立意義上的“民主”才是現代最根本的問題性所在。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種“現代”特有的狀況，認為古希臘城邦和羅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貴族共和國”。因為就所謂“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種特權的標志：“三十五萬以上的總人口中只有二萬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隸”；而在羅馬，所謂“大戶”（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的斗爭在托克維爾看來只是同一大家庭內部之爭，因為“他們全都屬于貴族階層”。他因此強調，古代所謂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貴族，其含義與現代所謂“人民”乃截然不同。

現代性的最大挑戰在托克維爾看來恰恰就在于，現在每一個人都要求被作為平等的個體來對待，這是古希臘羅馬人在理論上就不能接受，而中古基督教則只能在理論上承認但無法落實在“現世”而只能寄予“彼岸”。歐洲舊式貴族自由主義不再能適應民主時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為基礎，即自由只是少數人的特權，而非每個人的權利。而“民主時代”即現代的根本訴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認“平等的自由”（equal freedom），即自由必須是每一個人的自由，而且這種每個人的平等權利日益成為人們在一切領域一切方面的訴求。

《雅典學院》

托克維爾對民主理論的重大發展，在于他不象以往那樣單純把民主看作一種政體形式，而是把民主看成是從政治、法律、社會構成一直到人的思想、情感、心態、以致文化和學術活動方式等一切領域一切方面都將發生的一種深刻變化。晚近十余年來托克維爾在西方學界受到的重視日益有超出其他經典思想家的趨勢，其原因實際也在于，托克維爾指出的這種民主永不會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紀后半葉才變得越來越突出。所謂后現代主義的挑戰，女性主義的挑戰等等，事實上都是托克維爾所謂“文化民主化”問題的日益尖銳化表現，從而也就使“民主”的問題在今天更加復雜化了。托克維爾的中心關切是他所謂“民主人”（democratic man）即現代人的基本“心態”即追求“各種條件的平等”的強烈“欲望”與民主社會的“制度”之間的持續張力。但他指出，現代“民主”的一個悖論在于，當 “民主”即 “各種條件的平等”不斷進入所有其他領域時，民主卻可能在“政治”領域反而停步不前。正是在這里托克維爾提出了他著名的關于民主時代的人愛平等遠甚于愛自由的理論。托克維爾這里所強調的“自由”恰恰是“積極自由”（即政治參與的自由）。

貢斯當已經指出，法國大革命的重大失誤之一在于革命者仍從亞里士多德觀點出發把人看成“政治的動物”，從而把“自由”主要理解為“政治自由”即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視了“現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保障。貢斯當因此強調，“古代自由”的危險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沒了個人生活的空間，但他同時強調，“現代自由的危險則在于，由于人們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個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們太輕易地放棄了分享政治權力這一本屬于他們的政治權利?！睋Q言之，現代社會有兩種危險，即社會生活的“過度政治化”（over politicization）和“過度私人化”（over privatization），而且常常是從前者轉向后者，例如法國大革命期間是“過度政治化”，導致人人厭惡政治而走向“過度私人化”從而有拿破侖的上臺。貢斯當由此突出強調，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乃以政治自由為保障，如果公民們都不參與政治從而放棄有效制約公共權力，那么歸根結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沒有保障的；第二，一個民族的偉大素質只有其公民充分參與行使政治權力才能發展起來，因為“政治自由擴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層次，并型塑該國公民的一種群體性知性素質從而奠定該民族的光榮和昌盛。”因此，所謂私人生活的自由與政治參與的自由這所謂“兩種自由”的關系，在貢斯當看來決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重要的是“要學會把兩種自由結合起來”。

在托克維爾那里，社會生活“過度私人化”而導致政治生活萎縮這一危險成為更突出的主題。他所謂民主時代需要“一門新的政治科學”也正是針對這個問題而言，亦即因為在民主時代人們有自然地更關心非政治領域的“平等”而同樣自然地不關心政治的傾向，只有非常的努力才能防止政治的失調。半個世紀后，韋伯對民主化問題提出了和托克維爾完全一致的論述，并突出地強調了，一個非政治的民族是沒有資格參與世界政治的民族。不妨就讓我在這里用韋伯在“普選與民主在德國”一文的結尾來結束這篇文章：

民主化意味著國家機器必然要夷平社會等級結構，這是無可改變的事實。唯一可選擇的是：或者公民大眾在一只有議會制外表的科層制“威權國家”中既無自由也無權利，國家就象管理牛羊般對公民們進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國家以使公民們成為“共同統治者”（co-rulers）的方式把他們整合到國家之中。一個“主宰民族”對此只可能選擇后者，因為只有這樣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進行角逐。誠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時阻擋，因為有權者的利益、各種偏見、以及恐懼癥在這里全都聯合起來反對民主化。但為此很快就會付出代價：大眾的全部精力都會用來與國家作對，因為這國家乃外在于他們，大眾們并不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部分。這種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許會使某些社會集團得益，但卻斷然違背整個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