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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象現在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的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他的著作內容多與其研究的法律、宗教、倫理和文學相關。今年，馮象一口氣出了兩本有關《圣經》的新書——《以賽亞之歌》和《圣詩擷英》。這也是他最為擅長的領域之一——法律與宗教。這些宗教作品所昭示的古典倫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又與馮象所批判的大學教育、學術腐敗、行業道德崩潰等中國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對比。

本文原為好奇心日報對馮象的采訪，作者曾夢龍。

以下是采訪內容：

——馮老師，我是《好奇心日報》記者，想跟您做個采訪，關于圣經、法學和您個人。可能有點長，您不介意吧？

哎呀你們來聯系，我一瞧這名號“好奇心日報”，心說：得，年輕人新事物，我落伍了！行，你說。

——謝謝。能否先談談您的兩本新書，《以賽亞之歌》和《圣詩擷英》。前者扉頁的獻詞是“獻給玉芬，我的彝家大嫂，人民醫生”。我很好奇，她是誰呢？能分享她的故事嗎？

好朋友，幾十年了。故事也許以后有空了會寫；但回憶是老人的特權，應慎用。那是個風云激蕩的大時代，如今習慣了“小”的人們，難以想象了。

——那一定很精彩了。《圣詩擷英》是圣詩的選本，我正在讀，仿佛跟我們熟悉的詩歌不太一樣。對普通讀者而言，圣詩有哪些重要價值？如何閱讀？

信仰、知識、文學藝術各個方面，從古到今，影響太大了。你說“不太一樣”，是指詩文的思想風格吧，那本身就是一門學問。但經書不易讀，得一遍遍琢磨，畢竟是古以色列的宗教經典同歷史文獻。故而每次修訂，我都會根據學生反饋和讀者來信增添注釋，希望對讀者（包括信友）的學習領悟有所助益。

——關于《圣經》，您的著譯已經出了將近十種。網上看到彭倫先生的訪談（見《摩西五經》附錄），信息量巨大。其中說，您在耶魯法學院讀書的時候，發現國語和合本錯譯、漏譯和語言風格上的問題不少，遂決定譯經。但《以賽亞之歌》的前言提出“新天新地和新人倫理是否可能”，這樣“一道難題”，您的目標就不止是翻譯了，對嗎？

譯經解經，開始是專業興趣。但除了釋讀圣言，建樹文學，還嘗試回應一些理論問題，比如怎樣看待二十世紀革命的遺產。近年授課講過幾輪，攢了些心得，這兩本書里有所闡發；參閱《說罪》以下幾篇解經文章，及圣詩的導讀與注釋。

不過現在又覺得，譯經是給未來的人們留個紀念。機器翻譯的發展日新月異，加之用戶碎片化的終端閱讀跟網文的智能拼貼已成潮流，以后肯定沒人做這事了：無此能力，也無必要了。

——十年前，是香港記者吧，有一篇采訪披露，您不是基督徒。現在呢？為什么？您怎么看信教和譯經？

在西方，問人宗教歸屬跟問女士年齡一樣，是社會禁忌。可是這兒常有人問，只好“擠到”他一下：是派出所查戶口的？從前任繼愈先生說，研究宗教得從教義信條里走出來。這在歐美，包括主流神學院，是基本的學術立場。大學課堂，則應遵循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公立教育堅持世俗化（laicite）。最近，國務院修訂頒發的《宗教事務條例》重申了這一點，撥亂反正，是非常及時的。

漢語基督教，信徒私自譯經的案例不多。因為各教派都有“官方”版本，有些還設立專門的機構負責修訂。身為信徒，理應守持本宗的教義立場，而非贊同、傳播對立宗（“異端”）或學界的觀點，給教會添亂。你看，宣教和學術是兩碼事，不能混淆。

——您是法學教授，卻研究宗教。有個話題，可能普通讀者不太了解，就是法律與宗教的關系，能不能具體講講？

Tissot, Moses Forbids People to Follow Him, The Jewish Museum, New York

現代西方式法治，許多法律規定和原則，可以追溯到《圣經》跟中世紀基督教傳統。但這是歷史背景，不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法律與宗教”是我在清華開的一門課，九年了。《圣經》之外，還要求讀馬列，讀現代論著同案例。課程大綱是這么介紹的：主要任務，是從圣書所啟示、開創或象征的不同法律傳統、宗教倫理和政治神學出發，考察形式法治在中國的衰落及其癥候：信仰危機，宗教自由/沖突，邊疆/民族問題，歷史的遺忘與改寫，犧牲之意志同再造烏托邦，以及全球資本主義進入低法治競爭時代，人類理想和價值重構的前景。

好像選課的學生都蠻喜歡，說是常有“開腦洞”的感覺。

——原來如此，內容好豐富。作業重不重呢？

課完，交一篇論文，學生自己選題，與老師討論。

——聽說您也教“法律與倫理”，尤其強調重建職業倫理。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重建意味著什么？其緊迫性因何而起？

確實緊迫。中國的制度（真實憲制）跟西方迥異，職業倫理植根于政治倫理，即黨的先鋒隊倫理。前者是因后者的渙散而垮掉，難以重建的。因此第一步，反腐敗，由中紀委調查整治，成立國監委，打破本本上的憲制畛域，統一領導，正是十八大以來各項工作的一個節點。當然，也因為事關黨的建設，就必須拿出“永遠在路上”的決心，并向全國人民宣示這一承諾。

——說到“在路上”，您覺得中國的法律教育如何改進？前些年，您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做講座，說過：“今天的法律教育，整體上是失敗的……它接續的是解放前的舊法統、舊思想、舊生活、舊人物”。這到底是出了什么問題？

呵呵，我管它叫舊法學，“外面貼幾張萬國牌的新標簽，花花綠綠的……揭開看，一大股霉味兒”。問題多了，教條主義泛濫，貶低公共道德，消解職業倫理，還反民主。那篇《鄧析堂對話》講得很清楚，這兒不贅言了。然而現實地看，法律教育不改也無妨。因為學生畢業，出了校門，一接觸實際，就把那堆教條還給老師了。只是這一事實，應該讓全社會知道。

——對，就是這篇對話。作為法學的門外漢，我感覺背后其實有學界兩種流派的分歧，一邊是法教義學，另一邊是您似乎比較認同的社科法學。這兩派的分歧在哪兒？會給現實帶來什么影響？您又為何認同社科法學？

法學界，有人形容它是個江湖，門派眾多。教義學屬于主流，是教科書的標配。不過我得澄清一下，我并不認同流行的（西方）社會科學的一般前提，及其偽裝的“客觀中立”。做學問，應當批判地思考；批判比老老實實當學徒好玩，是不是？我們在武漢那一場批判，我在《對話》中說了，就是找個頭大的、套取國家課題費多的玩玩，而非因為它特別沒用，或者比旁的門派更脫離實際、誤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