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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美、俄三大國之間，實力非對稱，但不排斥觀念各不相同而各有建構的格局將會長期存在，并作用于三方關系。無論是實力地位，還是潛在影響，中、美、俄三者間在諸多方面的差距和鴻溝難以泯滅，但三方之間存在著廣泛的互補性。理想狀態下，中、美、俄三方經濟的廣闊領域存在著巨大的合作潛能。觀念與價值標準的差異，導致三方的社會政治結構各不相同，但是完全有理由和平共存，同時可以通過競爭各顯千秋。

遺憾的是，21世紀以來，僅“9·11”事件后呈現一段較為短暫的反恐合作。較長時期當中，中、美、俄三方關系的基本面，一是中俄的趨近，兩者在構建雙邊合作同時，背靠背互相策應以應對來自西方的壓力；二是間歇地出現過若干次美俄關系的“重啟”，但每次都在內外影響作用下而告中止，甚至出現重大反復；三是中美關系在艱難挑戰中得以較長時間維持之后，終于不幸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急速下滑。有學者認為，三方之間相互擔心被另外兩家之間的合作所遏制；但更為經常的現象是，這三大國又受到其余各種力量中心的擾動與牽制，以及大大小小的諸多外部力量的尋租和掣肘。這又反過來告誡人們：必須首先關注中、美、俄三大國相互關系的穩定。

第四，另一重要事實：中、美、俄三方關系經常地被理解為地緣政治的范式，并非沒有一定的道理。地緣政治范疇，歷來是國際關系研究中被人言說和運用得最多的一個范疇。但是，這一范疇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又最容易被片面化理解。其實，這一來自西方的學術范疇的中文翻譯很巧妙地表達出了地緣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即，因地理條件而緣起的政治變化。地緣政治這一知識門類側重于描繪地理條件對國際關系的巨大影響，但是，又沒有把地理條件的作用絕對化，而是在地理條件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中，來觀察國際關系的種種復雜變化。

國際政治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是指大陸與海洋的地緣政治。大陸地緣政治關注大陸各方之間的協作與穩定，而海洋地緣政治則因地理空間的阻斷性，更加側重于通過平衡對手、打進楔子進行分化而取得優勢。這樣的地緣政治法則，顯然在中、美、俄三邊互動中打下了深刻烙印。普京在經歷了多次“重啟—倒退”的切膚之痛后的體認是，即使放棄了原有的意識形態，西方的打壓依然不會停止。普京多次說過：“地緣政治的博弈，比意識形態的競爭還要深刻得多。”

在上述背景之下，未來的中、美、俄三邊互動，會出現以下態勢。

第一，中、美、俄三邊關系的互動是一個較長期的學習過程。無論對于歷史積累豐厚的文明古國，還是對于歷史較為年輕的后起國家，也無論對于久經沙場的政治家，還是對于改換門庭、剛剛投身于政治的新手來說，當代嶄新歷史條件之下的中、美、俄三大國關系，都不是一個輕而易舉、容易把握的進程。

舉例言之，根據最新披露的有關歷史檔案和專業學術著作的證明，當年基辛格博士在決心打破中美關系的冰封之前，曾經首先找蘇聯領導人探問，是否有可能美蘇聯手，共同打擊他們眼中的“異端”——中國，當時因為蘇聯領導人反應太過于遲緩，使基辛格不得不放棄了美蘇首先聯手的這一選擇，轉而向中國領導人伸出橄欖枝。可見，即使是被傳頌多時、精通國際政治歷史的基辛格博士當年對于中美關系的“破冰之旅”，也還是要經過“試錯”，才能摸對路子，找到解決重大外交問題的真正關鍵。

當年尚且如此，而形勢要比當年復雜得多的今天，要恰如其分地運籌中、美、俄三邊關系，談何容易。嘗試以“學習過程”這一詞語來描述未來三方關系的前景，是要強調：不應以三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未經深思熟慮和在復雜狀況下的草率行動而應對失當，或者反應過度；更不能老是借用國際史上常見的“聯合兩家”夾攻“第三者”的做法，來謀取三方關系中的于己有利地位。國際關系歷史上很少有總是由一方獲利，而余者總是失手的先例。

1987年12月8日，美國前總統里根（右）與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簽署《中導條約》后交換簽字筆。圖自美聯社

第二，盡管中、美、俄三方存在諸多分歧，但三大國勢必被介入各種重大區域與全球問題的處理，因此，從中探索三方的可能合作與互動，共同為未來國際制度和國際秩序的構建做出鋪墊，始終應該是三方關系刻意求進的目標。

這里至少有三種可能的前景：其一，三方利益完全相悖，無法合作；其二，兩方聯手削弱第三方。比如，中方明智而堅決地拒絕參加《中導條約》談判，避免可能的于己不利后果。中方立場得到俄方支持。但從長遠看，隨著中方戰略武器數量、質量增加，美俄越來越擔心第三方戰略武器不受限制，會進一步施壓拉中方參加協議。俄方軍控權威專家小阿爾巴托夫最近提出，目前，俄羅斯無條件支持中國立場，同意先由美俄雙邊會談；但從形勢變化以后的長遠看，有必要創造條件吸引中國參與《中導條約》談判。他認為，這是對任何一方都有利的安排。值得觀察在這一領域的未來發展，尤其是來自美國的糾纏。其三，在未來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主動介入緊迫問題的解決。比如，朝鮮半島問題的推進盡管困難重重。但是，一旦有機會擺脫目前困境和形成談判機制，中、美、俄作為三個核大國的特殊身份，從邏輯上說，有可能、也有必要來為整個半島安全共同提供其所特有的某種保障。包括從一個相當長的時段來看，冷戰時期在歐洲東西方之間實際上存在的“中立地帶”（比如奧地利、芬蘭），為大國間的緩和提供屏障的先例，是否可能為解決半島事務提供借鑒。也是可以探討的前景之一。

最近出現了一些建議，呼吁在三方力量與意愿較為近似的領域展開對話。比如，中美俄冷戰當年在防疫領域開展過合作，當今能否再現；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弗蘭克·羅斯（Frank Rose）最近提出，中美俄三方核力量差距太大，無法談判，但可以就太空領域尋找機會對話合作。包括蘭德公司專家建議：在十年內超高音速武器還無法嚴重危害人類之前，僅有資格的三國——中美俄必須抓緊合作，以阻止其蔓延。另有學者提出，即使不從追求“逆轉基辛格三角”的紅利，而從互為鄰國的角度，美俄關系的改善也勢在必然。至少從這一前景，探尋中美俄三方對話合作路徑，可作為中方未雨綢繆的研究領域。從一個較長時段看，中國人有能力和有責任與國際社會一起來探討處理這些緊迫而復雜問題的可能性，為地區安全逐步地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也為中、美、俄三邊關系的理性重構做出貢獻。

第三，面對所謂“聯俄制華” 戰略以及特朗普的親俄姿態，從普京本人、政治精英，乃至大眾層面的反應來看，俄羅斯總體表現成熟慎重。這預示了在國際激變情勢下，中、美、俄三方關系并非沒有可能穩健推進。普京除了強調“中、美、俄之間應是一種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關系”，同時還明確說道： “當今條件下，我們應該非常珍惜中俄關系。”普京在公眾場合下的這一表達，簡潔明了，很有針對性和導向性。

筆者認為，這是他近10多年來一貫立場的延續。即使在俄美關系一度有可能得到改善的樂觀局面下，普京本人和俄羅斯政治家總體上依然非常堅定地維護和推動中俄關系發展的這一現象表明：任何三方都有必要調整觀念，以追求三方關系的和諧互動為宗旨。從長趨勢來看，美俄關系的調整并非不符合國際局勢總體穩定的大局。即使是從互為鄰國的美國與俄羅斯這兩大國之間的關系來看，尋找機會發展合作，也將是勢所必然。

第四，中、美、俄互動的四大特征：長期影響和制約各自內政外交。

中美俄之間互動的總體特征是什么？筆者認為：“能級不對稱、沖突易發生、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的結構性特征，將有可能在一個長時期內影響和制約各自的對外戰略和內部發展態勢。

“能級不對稱”包含各個方面。經濟上能級不對稱，首先是指美國的科技和經濟力量總體上還是超過中俄。特別是高端技術、基礎研究、產學研轉化能力等方面。從中、美、俄之間每一組雙邊關系來看，中俄、中美之間相對地較為接近與互補，而美俄之間的經濟關系過于薄弱、差距較大，貿易額僅為1%左右。中俄2018年雙邊貿易突破1000億美元，一定程度上還得益于能源價格的一度提升。此外，中俄經貿關系還是沒有擺脫較多依賴能源資源的結構慣性。

政治上所呈不均等的狀態，并不是指中美俄之間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依然使三方各據鼎足之勢；而主要是指兩方面，其一，幾十年來，中俄都在不斷改革傳統體制，探索適合于自己的發展道路與制度模式，但美國自己卻固步自封，墨守成規，也沒有擺脫對中俄的政治偏見。其二，中俄主張，意識形態不妨礙雙邊關系，但美國主流觀點是強化固有意識形態和結盟關系，以此來抗衡中俄。

安全領域來說，中俄堅持“背靠背”的睦鄰友好與戰略伙伴關系，地緣政治上比較接近。但俄羅斯與美國各自所依據的海陸地緣政治存在深刻的差異。從“顏色革命”、格魯吉亞戰爭，一直到烏克蘭危機，居住在“安全島”環境下的美國，總體上否定俄羅斯在周邊地區的“勢力范圍”，推行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自由議程”計劃；而周邊地緣政治態勢遠較美國復雜的俄羅斯，則堅持有選擇地維護在原蘇聯國家的傳統影響力。兩相對立之下，地緣政治推動美俄高度敵對。在美俄的對比之下，一半面向海洋、一半面向內陸，兼具海陸地緣政治特性是否預示著中國可以在內政外交上走一條既跟純粹的海洋性國家不一樣，同時，又和純粹內陸大國也不一樣的道路，在并不均衡的海陸地緣政治對峙中起到某種調節作用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能級不對稱、沖突易發生”的含義不難理解。在“能級不對稱”的前提下，雖然美國還會較長時期保持超級大國地位，但其自身發展還呈現高度不確定性，特別是當美國還濫用制裁、霸凌弱者的背景下，國力相對不如美國的中俄相互接近、抱團取暖，就應該不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當然是指：在全球復雜轉型和不同利益、認知的時空落差所造成的不確定形勢下，矛盾與摩擦、沖突與對峙難以避免，甚至會伴隨整個全球范式轉型的始終。在這個階段，中、美、俄關系也難以在短時期內獲得重大突破，一勞永逸地變得太平無事。

但是，21世紀以來的國際變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的進程表明：事在人為，關鍵取決于中、美、俄三方都能否高屋建瓴、理性務實地調處全球轉型帶來的種種不安與焦慮，力求力量的均衡與可控。當今時代還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國際力量格局還處于一個多極化—多樣化—多元化的階段，中國成長迅速，但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無論中、美、俄三邊之間，還是各組雙邊關系之間，合作還是大有希望。只要中、美、俄能夠有效調處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全球轉型過程盡管矛盾百出，但其穩定持續是可以期待的。

總之，當前中、美、俄三方互動受到了舉世關注。一方面，這是世界多樣化發展的長遠趨勢所致，中、美、俄三邊互動是未來國際政治的重大結構性存在。另一方面，中、美、俄三方關系缺乏專屬工作框架的規范與制約，同時，兼具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博弈的影響，因此，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中、美、俄三方關系能夠通過及時溝通得到一定調整和改善，但中、美、俄之間的戰略利益的差異和分歧，若不經過長期艱苦努力，無從得以協調和共存。

因此，對未來中、美、俄關系的高度動態性的運籌帷幄、應對變化，是一個長期學習過程。中、美、俄三大國間無論就力量與潛能，將會長期存在非對稱性。要堅定相信多樣化發展前景和對于經過實踐證明的普遍性規范的認可這兩者間的共存與兼容，最大限度地尋求新老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互補和均衡。最后，中、美、俄可以通過當下的危機處理，轉而一起來探索如何確保各自國內進程與區域、國際體制構建協調與和諧的機理。這將是三大國不可推卸的責任和權利。

馮紹雷：《危機與秩序：全球轉型下的俄羅斯對外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