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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一次參加歡迎美國總統的上海市長酒會

1998年6月下旬，克林頓總統攜夫人希拉里與女兒切爾西訪問中國。當時，剛剛發生過臺海危機，中美關系正經歷嚴峻考驗。就地區形勢而論，1997-98年金融危機塵埃未定。而從全球視角看，美國決定北約東擴，世紀之交的大國關系正進入與冷戰終結初年不太一樣的嶄新格局。

記得這是在初夏的一個傍晚，我接到通知，參加徐匡迪市長所舉辦的歡迎克林頓一行訪問上海的正式酒會。地點在剛剛落成的上海博物館圓形大廳。那天，作為國際專家的老朋友，當時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的蘇珊·秀克（Susan Shirk）先到會場。她一進會場便對我們幾位上海國際問題學者說，今天克林頓總統非常興奮。因為，克林頓在虹橋機場一下飛機后，上海方面不是按照最便捷路線，把車隊直接拉到南京西路克林頓下榻的波特曼酒店；而是把車隊引上了延安東路高架——當時的這條高架有一個非常出挑的景點，那就是延安東路外灘著名的“亞洲第一彎”，順著下滑的高架斜坡，由高而下地將浦東、浦西人間美色盡收眼底。此時，正值華燈初上，上海街頭一片輝煌，克林頓總統為此大感興奮。尤其當車隊從中山東一路拐進當時還不是人行通道的南京東路之后，上海市民頗有禮貌地自發向總統車隊招手?？肆诸D在車上此時已按奈不住激動，頻頻向市民揮手致意。然后，車隊才折向南京西路波特曼酒店。

徐市長主持酒會開始。克林頓致辭。他是從西裝里邊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份小小的講稿，看來是有備而來。他說“尊敬的徐市長，實際上在來上海之前，我們已經聽說了您的故事”?？肆诸D說道：“聽說，當時上海的老市長朱镕基先生曾經找您談話，說是要想請您擔任上海計劃委員會的主任。但是，您說，恐怕不行。為什么？您說，您不喜歡計劃經濟。然而，當時朱镕基市長回應，‘我就是想找一位不喜歡計劃經濟的人來擔任計劃委員會的主任’?！比珗龊逄么笮Α＿@就是在當時國際危機硝煙未燼的背景之下，中外高層間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交流。

九、第一次參加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

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是在2004年建立，主要是為面向西方政要高官展開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平臺。迄止今日，已正好二十年。本人是在2006年有幸受邀成為這一論壇的參與者。當時，除了日本之外，還沒有其他來自亞洲的學者。當時的瓦爾代論壇并不是像今天那樣的大型集會式的論壇，而是三、四十名國際專家都圍桌而坐，與普京總統邊用餐、邊交流；還可以在小范圍的咖啡茶歇與小徑散步，抑或是十余人的圓桌晚宴。總之，與普京總統本人有比較方便的交流溝通的機會。

該年秋天，瓦爾代論壇在索契舉行?？赡苁且蛑袊鴮W者第一次到場，不光大家比較關注，普京也格外禮遇。對話之際，因想對總統提問的人多，所以，普京往往會做一個選擇。而記得當時我剛一舉手，普京不光馬上注意到，而且向我示意。我提出的問題是關于上海合作組織的今后內部與外部發展的趨勢。普京聽著，但看來一腦多用。他一邊聽，一邊又回應說：請您稍等，讓我先對剛才已回答的問題，再補充幾句。然后，普京微笑著折向回答我的問題。他說，請允許我在回答中國教授提出的問題之前，先透露一個我的小小的秘密?？创蠹遗d趣盎然，普京接著說，“你們不知是否知道，上世紀90年代，當我擔任圣彼得堡副市長的時候，我是負責對外經貿工作。而上海是圣彼得堡的姐妹城市，因此每兩年我會按照約定飛往上海。而每隔兩年，當我在上海的機場降落，我會突然發現上海在這兩年中又經歷了巨大變化。當時看到這一切，我真的是感到神游天外。我真不知道，當今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城市能夠像上海那樣，如此迅速地改變面貌?！逼站┰捯粑绰?，全場的眼光都投注到我這一邊。記得在會后，美國哈佛大學的俄羅斯中心——這是一個非常老牌的權威研究機構——的主任提莫·寇頓教授情不自禁地對我說：怎么總統先生對你們上海有如此高的評價？

以后的很多年中，盡管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但是，每年瓦爾代論壇上，參會者都可以聽到普京對于中國、或者是中俄關系的評價。而且，每次這樣的評價雖然都有新的內容，但是，其基調始終友善真誠。

十、第一次公布與布熱津斯基先生的一段對話

2010年雅羅斯拉夫論壇上，我與參會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先生有過一番對話。當時，俄羅斯梅德韋杰夫總統執政，美國奧巴馬總統還正在“重啟”對俄關系。布熱津斯基先生在論壇發言中公開主張，現在，是到了由北美、俄羅斯、西歐、斯堪的納維亞共同建立一個“北半球民主共同體”的時候了。他講完話，走下論壇后，我們便一起步入餐廳。因為，在此之前與布熱津斯基先生有過溝通，他一邊走一邊主動地問我：“您是從中國來，您對我今天提出的這個論點有何看法？”我說，“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您主張成立‘北半球民主共同體’，那么，您打算把一些正在學習民主、實踐民主，但不一定是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作何處置呢？”布熱津斯基先生當即回答說：“我曾經主張G2，你們不接受。那么，你們可以同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這些國家一起來組成另一個聯盟”。當時，我回答：“您不擔心這樣來組建另一個聯盟可能會導致一場大規模的沖突嗎？”說到這里，布熱津斯基先生似乎意識到了什么。他馬上對我說：“今天我們的對話是屬于私人對話，請不要見諸媒體”。我說：“好的”。然后，我們就入席開始了晚餐。

一直到布熱津斯基先生去世之前，我履行承諾，十年來從來沒有公布過以上我們這一段對話?，F在，一方面因老先生作古數年；另一方面，有人說，布熱津斯基先生曾主張過的觀點，可能會重新成為現實戰略選擇。因此，對此做一介紹，便于理解當下的事態。值得指出，雖然，布熱津斯基有著上述主張。但是2014年烏克蘭危機后，布熱津斯基觀點有所變化。面對國際局勢的總體惡化，與其說，布熱津斯基依然恪守“民主共同體”之說，還不如說，在其晚年，他更加突出和多次強調的是“中俄美三邊合作”這一命題。我覺得，布熱津斯基先生本身思想的微妙變化，就是一個值得探討、也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話題。這是在全球轉型的“再轉型”中的一個小小的、但值得深思的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