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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華為Mate 60 Pro的“突然襲擊”，中國芯片產業的進展又多了很多猜想。關于麒麟9000s，具體細節仍有待披露，但毫無疑問，它打破了輿論長期對中國芯片的悲觀和唱衰態度。

中國自主創新企業為何能屢屢制造驚喜？不能僅僅將其解釋為企業管理制度因素，也不能完全歸功于某些人或企業的成功，必須放到整個產業發展邏輯、政治經濟體制、國際創新競爭等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中國創新力的源泉所在。

以光刻機為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封凱棟認為，光刻機不僅是科研項目，更是個精密、復雜的工程項目，大量的知識就鑲嵌在供應鏈本身里。它需要長期經驗積累，才能夠不斷提高良品率，而中國優秀企業的組織特點之一，正是注重長期的戰略意圖。

對中國企業而言，依靠的主要是企業內部力量，通過充分的組織動員，調動一線的工程師、技術人員、工人都能夠去開發產品，逐漸地形成經驗。而這涉及如何決策、如何分配資源等政治性問題，它不是西方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所能解釋的。

在其新著《潮起：中國創新型企業的誕生》一書中，封凱棟詳細分析了中國自主創新企業崛起的邏輯，對于總結產業經驗、創造產業升級的環境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潮起：中國創新型企業的誕生》，封凱棟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

以下是封凱棟接受科工力量對話實錄：

觀察者網：您在《潮起》一書中提到，跨國公司通常會杜絕其在中國的合資企業發揮研發職能，邊緣化本土企業中的開發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他們通常是采取哪些重要步驟來實現的？

封凱棟：在創新研究領域有個概念叫吸收能力，也就是對外部新技術的識別、界定、吸收和掌握的能力。而中國的吸收能力是比較強的，因為我們也都知道一個產品的定義、技術架構大概是怎樣，哪怕撿漏，也會得到很大進步，因此，跨國公司會極力阻止中國吸收技術，具體體現在幾方面。

第一，跨國公司一定會非常謹慎地把中國本土的開發平臺跟合資活動區別開來，避免中方能夠有效地吸收技術轉移。

有一個非常顯著的例子，當初北京汽車跟美國AMC（當時的美國第四大汽車巨頭）公司合作，北汽應美方的要求，把BJ212吉普放到合資的公司里，而合同中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要求：對BJ212進行升級。

但是即便合同上白紙黑字寫著，美方也堅決不干，而且拒絕讓BJ212的團隊去跟合資生產的切諾基本地化產生關聯。后來BJ212的升級，是根據合資經驗，由北汽的工程師自己完成的，當然效果也沒有那么好。

當年的北汽BJ212

第二，他們會非常努力地破壞。比如說在電器儀表領域里，有一個中國企業本來有個二、三百人的研發團隊，跟日本企業合資之后，日方以加強生產質量管理等名義，直接解散了團隊，大量的工程師被安排到售后、管理等領域，技術團隊只留下二三十人，無法進行有效的工程技術開發活動。

而對于要求設立技術開發中心的條件，跨國公司也是想盡辦法能拖則拖，拖不了，往往也只是設立盆景式的研發中心，負責信息收集或者接收圖紙等簡單功能。

除此之外，跨國公司還經常在技術圖紙上采取手段。比如他們認為跟生產組裝無關的信息，直接就拿剪刀從圖紙上剪掉，中國工程師拿到的圖紙上面都是一堆的窟窿。當然各國的跨國公司情況會不太一樣，一般來講，日韓企業可能會更為苛刻一些，歐美企業更為粗放。

第三種破壞，就是卡流程。比如說有一個產品，要對其中某些環節進行改動，這個改動是否合理，需要總設計師、或者項目經理、或者直接負責的領導來簽字確認，這本是正常的流程，但是在合作時，卻成為發達國家非常有效的武器。

任何一個來自中國的技術改動，都要向合資公司、外方本部提出，但是審查和確認的流程到底有多長，就不一定了，哪怕改動再細微，審查時間可能都長達一兩年。這就使得中方的工程師們都意識到，連一個螺絲釘你都改不了，這是在訪談中，工程師們經常說的。

我在《潮起》里面，記錄了上海大眾生產桑塔納的例子。當時桑塔納后車門鉸鏈的地方有異響，我們本土工程師自己就能改，但是對德方人員多次匯報，合資企業就遲遲不動，甚至上升成為外交事務，在外事活動時，由中國的總理、副總理去交涉。

90年代上汽生產的桑塔納

后來的解決也很簡單，大眾只是在巴西大眾的生產線上做了一些實驗，然后再飛到上海來，簡單就解決了問題。如果沒有上升為外交事件，外方就不愿意改，他不愿意培養、也不鼓勵中方工程師把精力放到產品的改造、技術創新上，因為任何這樣的行為，都有可能為他們帶來有競爭力的對手。

觀察者網：這些是基于個別例證得出的現象總結，或聚焦在汽車、通信設備這些由于歷史和政策原因，長期存在“市場換技術”企業的行業領域內，還是有一個普遍的機制已經被研究所揭示？

封凱棟：從學術研究的嚴謹性上來講，我的研究沒有辦法覆蓋所有行業，所以沒法做非常準確的回答。但是在我所接觸過的產業部門里，包括轎車、通訊設備、電廠、電網、工程機械等等，這的確是普遍現象。

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愛麗絲·安士敦 (Alice Amsden)，她認為這些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本質就是個“行政性的動物”，而不是個創新性的動物。

因為跨國公司到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利用有利可圖的資源，像勞動力、政策支持、區位地理、原材料產地等等。因此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分支，只是全球總部策略的一個機構，他們一般都不會做開拓性的工作，因為這意味著冒險，投資可能會收不回來。

而且當發達國家在技術、資本以及經濟體系里形成優勢時，他們會擁有諸多的選擇，沒有必要選擇特定的發展中國家。

所以愛麗絲認為，在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只會開拓必要的領域，例如原材料開采、基礎設施等等，這其實也是為整個商業版圖服務的。比如說他們要去非洲采礦，就不得不鋪設基礎設施。

但是在汽車工業等領域，如果發展中國家完全沒有基礎，跨國公司是不會來冒險的。因為這類工業的投資太龐大了，他們沒有義務、也沒有戰略意圖去投入。

跨國公司在南美等國家開采資源

這一點在中國非常顯著。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按理來說，這里有這么多的理工科人才、大學畢業生，他們應該很快過來。但當時中國的自主創新企業還沒有崛起，沒有人孕育、組織相應的工程技術開發，形成生態，所以跨國公司不會來中國冒險。

但到了2005年前后，中國的創新企業崛起，整個國家都朝著自主創新轉型，跨國公司才蜂擁而進，利用中國相對有優勢的一些資源，包括我們所說的工程師紅利。

觀察者網：國際巨頭試圖重建自己的生產制造能力，很難靠自己一蹴而就，若不與中國企業合資或合作，也要把相當多的訂單交付給建在中國的工廠。以特斯拉為例，中國現在已經不需要那種只是獲得“本土化生產許可”的合資企業，寧愿讓特斯拉獨資。

另一方面，如果中國試圖來一次“市場換技術”，與ASML成立合資企業，即使只要求獲得EUV的生產許可，也難以實現。這是否說明，情況已經與您討論的“潮起”時代大為不同了，合資技術授權雖然在汽車和通信產業的發展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已經越來越不符合產業格局與相關方的利益？

封凱棟 ：現在中國在產品開發、工程化方面擁有相當強的實力，這種實力不僅表現為特定的企業，也通過人員的流動、產業的協作，成為了中國整個工業共同體的意義。所以合資就像兩個人討價還價一樣，跨國公司不再有那么大的技術優勢，也就不會再完全按照他們的意愿搞合資。

此前也有別人問到我，現在不流行合資了，跨國公司是否不再是世界潮流？我覺得不是這樣，如果放眼全球，這個非常霸權甚至野蠻的游戲規則依然存在。中國跟外方的合作之所以更平等，是因為中國企業本身成長了。

至于ASML，這個例子非常特殊。在光刻機領里，沒有任何原理是中國的科學家不能掌握的，它是個高度復雜、精密的工程項目。作為工程項目，大量的知識就鑲嵌在供應鏈的協作配合里。而ASML是不會把生產轉移到中國來的，因為一旦轉移，他就很難再保有競爭優勢。這是工業的一個特殊性。

當然中國自己開發也不會那么容易。大量的零部件之間協作配合，甚至包括售后的工程服務，都需要長期經驗積累，才能夠不斷的提高良品率。它其實需要中國的企業、工程師通過廣泛的對外學習，利用大型的項目平臺來不斷試錯，才能夠逐步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