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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美國中年白人的自殺率不斷攀升，但同期，其他族裔的自殺率不但未見升高，反而有下降趨勢。任何社會現象都有其內在根源，尤其是經濟根源。在這個現象的背后，是美國經濟多年的低迷，工作機會的大量流失，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美國夢”的日益虛幻。人們不再相信努力就可以成功，“平等”日益成為一種口號。而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唐納德·特朗普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獲得了大量支持者，他的“特朗普主義”迎合了大批低學歷、低收入的白人選民的內心需要。但正如本文在結尾的分析，美國社會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想要回到昔日的美國已經沒有可能了。一個人可能因某種經歷而有所反思和轉變，但一個擁有三億人口的國家卻很難。本文原載于《華盛頓郵報》，青年觀察者張成全文翻譯。】

為什么越來越多的美國中年人自殺？這個現象本身或許就是近年來社會科學領域最重要的發現了，而且這一現象已經開始重塑美國的政治。《華盛頓郵報》的杰夫注意到，唐納德·特朗普在共和黨總統提名中獲得很高的支持率也與這一現象密切相關。關鍵是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答案是美國政治越來越被白人的“憤怒”所支配。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獲得大量低收入、低學歷白人選民的支持

幾十年來，發達國家的人們越來越長壽，但是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和安妮·凱斯發表的一篇著名論文揭示了一個更令人擔憂的趨勢：在過去的15年中，美國的中年白人自殺率越來越高，尤其是那些學歷是高中及以下的群體。無論對他們論文中數據的要求如何嚴苛，也不得不承認，無論怎樣計算，美國中年白人死亡率的增幅遠高于其他群體。

引人注目的是，大部分增幅被歸咎于自殺、酒精中毒和濫用毒品。迪頓告訴我“似乎他們在或快或慢地自殺”。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通常是壓力、沮喪和絕望。可比的高死亡率在過去僅出現過一次，那是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男性的酗酒率與死亡率同步激增。

人們通常認為，科技進步與全球化使工業化國家的普通勞動者背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美國中產階級的焦慮情緒亦來源于此。但是在其他的西方國家，死亡率激增這一趨勢并不常見——這個情況只出現在美國，而美國恰恰又是受到全球化的壓力相對小的國家，因為它有一個巨大而受到保護的國內市場。德國71%的GDP和法國45%的GDP依賴于對外貿易，而在美國這一比例僅為23%。

迪頓推測認為，可能是因為歐洲“福利國家”更加慷慨的福利政策，緩解了劇變給人們帶來的恐懼。他同時認為美國的醫生更愿意用藥物來治療患者生理和心理的不適，甚至開出易成癮藥物的處方。而這些藥物，如“奧施康定”（觀察者網注：即鹽酸羥考酮控釋片劑，一種海洛因類的處方止痛藥）的廣泛使用，則與死亡率的升高表現出密切的正相關性。

我們不妨再來看一看美國其他種族的死亡率變化趨勢。當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居于高位乃至上升的時候，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國人的死亡率仍然在顯著下降。他們也生活在美國，而且要承受比白人更大的經濟壓力，但是他們為什么沒有感受到白人那樣的絕望呢？

這或許是因為對未來生活的預期不同。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家卡洛琳·勞斯教授在一次與我的郵件交流中說，其他種族的人們并不認為他們的收入、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注定不斷提高。他們并沒有和白人一樣的自信，認為自己的努力終有回報。事實上，數百年的被奴役歷史和種族隔離政策讓他們學會了淡然地看待生活中的不公和沮喪——通過家庭、藝術、抗議演說，包括最重要的宗教等手段，他們可以消化內心的種種壓力和負面情緒。

馬丁·路德·金1963年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中對非洲裔美國人說：“你們是人為痛苦的長期受難者。堅持下去吧，要堅決相信，忍受本不該經受的痛苦是一種贖罪。”其實早在1960年，他就曾這樣理解道：“隨著我遭受的苦難越來越多，我開始認識到，我的面前有兩個選擇：要么向苦難低頭，要么化壓力為動力。所以就像使徒保羅那樣，我可以自豪地說：‘我的身上有耶穌基督的印記。’”當然，西班牙裔和其他族裔的移民在美國的經歷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都確信，自己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是不確定的。少數族群總是被邊緣化的，他們不認為這個社會是為他們而設的，他們竭盡全力追求成功，但從不認為“努力即可成功”是理所應當的。

今天的美國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權力轉移。工人階級的白人不再是精英集團的一員，盡管與非洲裔、西班牙裔、美國土著印第安人和許多移民相比，他們曾是精英，曾是美國經濟、社會的中流砥柱和“美國精神”的承擔者，但他們現在不是了。唐納德·特朗普保證他會改變這種狀況，讓美國白人重新取得優勢地位，但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沒有人能夠扭轉現在的局面，這一點大家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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