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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工業化、現代化歷史經驗看，工業化、現代化從數量增長到品質轉型的時期是一個關鍵時期，它決定著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最終成敗。這一時期又是社會矛盾的多發期，是現代化進程中的高風險期。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戰略判斷，正是針對處于工業化、現代化關鍵時期，中國面臨的矛盾和風險。中國如能在未來15年至30年間度過工業化、現代化的高風險期，即可最終躋身于世界先進行列，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社會進步。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遭遇到了復雜和困難的局面，必須進行新的探索，形成新的思路與戰略，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要帶動經濟社會實現全面可持續發展，最終跨越現代化的最后艱難階段。

通過對亞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比較研究發現，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諸多亞洲國家的社會結構隨之發生重大轉變，而當國家城市化率超過65%或70%時，會完成社會轉型。

根據亞洲經驗，一方面，凡是那些城市化率超過了65%的國家和地區最終都跨過了現代化最后階段的風險期，成功實現了現代化。而另一方面，當那些城市化率低于60%的國家遇到政治動蕩時則陷入了劇烈的社會沖突，嚴重者則致使已有工業化成果損失殆盡，甚至淪為“失敗國家”。

因此，65%的城市化率成為我們觀察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測試指標。④

我國正處于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關鍵時期。依照國際經驗，我國能否最終成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65%以上的城市化率是重要測試指標。

對于我國城市化率問題要結合本國情況進行認真研判。我國仍保有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戶籍制度，這是研判中國城市化率時的重要特殊國情。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3.89%，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4%。

中國口徑的城市化率或城鎮化率與國際通行的標準不同。我們認為，在中國應使用“同等國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概念，以獲得衡量城市化率問題在學術上的一致口徑。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2035年這個時間節點的含義之一，就是屆時中國的同等國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應達到65%。因此，未來十五年的發展至關重要。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中，中國東南沿海及這一地區的大城市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這可以視為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第一波”。

通過研究發現，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存在所謂“共時態”和“歷時態”問題，即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及水平在一定的歷史區間和區域內呈現出一定的共同性和差異性。

2017年春，我們的研究團隊沿貫穿南北的京杭大運河進行了一次長距離徒步考察。在總里程三千余華里的實地考察中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共時態”和“歷時態”問題。

我們發現，對中國的共時態認知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僅存在于人們的觀念形態中。而事實是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態和水平呈現出明顯差異，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存在時間上的差異性。

京杭大運河上的南運河、魯運河迤邐千里，沿線以種植業為主的鄉村地區儼然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風貌。

出天津沿大運河一路走到江蘇淮安，沿途所見村鎮基本沒有食宿條件與相應設施，村里無餐廳，鄉鎮無旅店，餐飲、住宿要到縣城才能解決。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中國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村地區的商品率和貨幣化程度還比較低，也意味著中國仍然存在廣大的半自然經濟區域。

然而，渡過長江到達杭嘉湖平原等地后，我們可以用“2035年的中國”來形容其發展水平，這里預示著中國其他地區發展的未來。

中國各區域發展呈現出很強的歷時態特性，猶如一條“時光隧道”顯示出中國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居于不同發展階段之上。

在華北平原，路過一個玉米囤

在邳州望母山鄉遇到的一位牧羊老漢

發展不均衡性是認識當代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一波”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既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巨大進步和社會面貌的歷史性改變，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劇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固有的不平衡格局以及不同地區間的差距。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實際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充分”是就整體而言的，中國東南沿海及各大中心城市已經達到相當發達的程度，這些地區大多數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中西部地區的社會發展水平還處于相對滯后狀態。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中關于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和長江三角洲的人口情況，這三地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分別達到68.61%、63.22%、70.85%，而西部地區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27%。這種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性意味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不平衡”造成和加劇的。

長期以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

鄧小平同志早在1988年《中央要有權威》一文中提出“兩個大局”的構想，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兩個大局”構想就是通過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推動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為解決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發展不平衡問題作出了許多努力，最主要措施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這些措施對于改善當地經濟社會狀況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

經過多年努力，雖然東北地區、西部地區自身有所發展和提升，但這些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卻仍在擴大。2019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生產總值分別為50.98萬億元、21.75萬億元、20.49萬億元和5.01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廣東一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就約等于西部云南、廣西、內蒙古、貴州、新疆、甘肅、寧夏、青海八個省（自治區）的總和。⑤

這說明中國區域發展依然存在著巨大差異。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也說明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間。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構建新發展格局，應認真深入地探討和總結“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取得的成績以及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