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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就是“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帶來的問題?，F在干群矛盾、黨群矛盾比較多，干部隊伍中的競爭、矛盾也比較多。有些老學者、老同志總是感慨說，你看看現在這個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和過去沒法比，過去黨和人民是“魚水”關系，現在說好聽一點兒叫“蛙水”關系，一會兒跳出去，一會兒又跳回來了?？傊遣荒敲础八榻蝗凇绷恕Ｆ鋵?，在我看來這很正常。過去我們黨領導人民革命翻身求解放，那個時候雙方的利益，不光是高度一致，更是高度重合的，而即便是那樣也還是有矛盾呢。否則的話，就不會有古田會議決議了，在那里面毛主席講了“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主要糾正的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等等。

現在黨是執政黨，作為社會的管理者，它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而人民群眾，特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民群眾，主要的現實考量是個別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我們看城市改造、基礎設施建設當中的現象不就是這樣嗎？！住在舊城乃至棚戶區的“人民群眾”天天盼拆遷，盼改造，但真要拆遷改造了，他們中不少人就變成了阻力。到這樣具體的時候和場合，黨和政府是一方，“人民群眾”為一方；或者是城管一方，小攤小販一方；拆遷一方，被拆遷一方，不就成了“對立統一”了嗎？這個很自然，我管這個叫“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

拆遷過程中的“最牛釘子戶”

現在這類矛盾特別多，干部做好了是應該的，做不好呢就落埋怨，甚至帶來風險。得罪了人，有人就會去告你，“有棗沒棗三竿子”，現在這樣的事不少。這樣也使得一些干部產生了畏難情緒。當然，領導干部理當敢于擔當，某種程度上“敢擔當”就是敢于得罪人。但話說回來，“敢擔當”又不完全取決于干部本人，某種程度上也取決于黨組織。干部敢不敢擔當、干部的腰桿兒硬不硬，得靠黨組織，靠紀委撐著。也就是黨組織還要信任廣大干部，為那些想干事，敢擔當的干部撐腰鼓勁。剛才說的“善養嚴管”里也應有這個意思。信任、理解和支持、授權也是建設一支廉潔高效的官員隊伍的重要條件?！吧起B嚴管”也包括了對干部的理解、包容和支持。

觀察者網：除了制度層面，外國還有一個非常成功的經驗，就是他們的文化建設。我們知道您也很有心得，能詳細說說嗎？

房寧：我們發現外國精英階層特別注意官場文化的塑造。這也可以是國外的“政治文化建設”但我更愿意叫它“格調建設”。為什么說這和反腐有關？我們還是要回到貪腐的規律上分析。姑且用“后工業化社會”這個詞，說說為什么一旦到了這個階段腐敗就會減少。除了客觀上的原因外，還有一個主觀上的原因就是西方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的形成。

現在很愛講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工業化乃至前工業化社會，人類的這三觀其實是比較統一的。什么是“核心價值觀”？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都掛在中堂上：“?！?、“祿”、“壽”、“喜”、“財”嘛。有的就是福祿壽喜，其實“財”是基礎，是關鍵。前工業化或工業化社會是物質匱乏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在這個階段追求物質與財富是人類的核心價值觀。我想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看法。人類什么時候可以掙脫物質匱乏的束縛，能夠讓自己的精神擺脫一些經濟的約束，那就是要到物質豐裕的時代，現在隨著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我們正在經歷這樣一個時代的來臨，后工業化社會就是人類過渡到物質豐裕時代的社會。

客觀世界的改變會帶動主觀世界的改造。馬克思說過，歷史其實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人性在物質匱乏時代的核心價值是追求財富，然而一旦從那種追求中解脫出來，人類勢必會關注到財富以外的東西，開始關注人生本身的價值。在物質匱乏的時代，有錢才能有閑、有快樂，而后工業化社會里人們則意識到快樂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用錢都買不到。當人們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取物質生活條件，無限的物質追求也就會淡化，所謂“欲壑難填”是物質匱乏造成的思想意識和信念，是異化，是窮怕了的“形而上”。

現在我們正在目睹數千年來，人類價值觀的大變遷，工業化進程，日漸豐裕的生活帶來了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改變?？梢杂^察到的改變是多元化，在多元化中積極的、健康的正能量是追求精神價值，從有益的文化活動中獲得快樂，在生活體驗中實現自我。我們在國外調研一直注意到那些發達國家隨處可見的社會風景線——健身。倫敦街頭、柏林的林蔭大道、華盛頓特區林肯紀念堂，紐約中央公園，長跑族簡直就是城市的名片，是后工業化社會的名片?，F在我們中國，在上海、北京也終于出現了夜跑族，今年中國放開了馬拉松運動。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極限運動的開展是價值觀多元化的顯著外在表現。極限運動是在挑戰自我，在挑戰自我中體驗生命，獲得快樂。這是后工業化社會獨有的現象，是人類掙脫物質束縛和傳統價值約束的新走向，新潮流。

從這個角度和意義上再看看西方社會政治精英的愛好與品味就不難理解了。小布什2000年選舉的時候50歲了，那時他一英里跑能夠在7分鐘以內。奧巴馬擅長打籃球，就愛在選舉造勢現場秀自己的彈性步伐。我們臺灣的馬英九先生65歲了，前不久一次3000米跑，跑了15分08秒。這幾位都算得上牛人，但這并不是個別現象。從這些例子看出所謂后工業化社會的價值取向。

過去我們有種說法，就是說你犯了錯誤，那就是因為理想信念出了問題。這對，但不完全對。20世紀心理學的重要成就告訴我們，人的行為除了受思想制約，還會受到習慣、氛圍乃至生活方式的影響。我管它叫“格調”，格調不是一種思想。據我觀察，我們的一些干部格調不高。有些人很能干，工作有貢獻、有成績，也經受過一些考驗，但仍然會去干違法亂紀的事。我感覺，不完全是思想意識的問題，其中也有格調問題。有的官員就是格調不高，你說他有一點豪邁的吧，也就是能拼酒；有一點幽默感的吧，也就是常說點黃段子；有點藝術細胞的吧，也就是唱個卡拉OK，要不就是字兒寫得好，可常常是楷書還沒怎么練呢就直奔行書去了。在這一點我們應向國外政治文化中好的東西學習，我們干部格調有待提高，黨的思想建設中應加上格調建設。

現在中央黨校限制學員出去吃請，還采取了一些措施，這又何必呢？要我說，直接稱體重。黨校也是學校，也要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德智體美，其中有“體”嘛。干部應進行格調培育，讀書、健身，用積極健康的文化充實自己，充實“八小時以外”。中央黨校就應該開設健身課，巴黎的“埃納”（法國國立行政學院）就一個為數不多的專職教師中，就有體育老師一席之地。其實我們的黨校不如在學員入校和離校時，稱稱體重，減輕了就加分，重了就是吃多了。這是玩笑，但也不全是玩笑。隨著中國的發展進步，社會結構在變，社會的精神價值也在變，多元化時代正在來臨。在這樣的階段，文化建設、政治文化建設上升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我們應當借鑒國外經驗，注意研究后工業化社會的發展規律，利用現代社會科學知識完善我們的制度，推進黨的建設，推進人的現代化。

（翻頁為專家特寫《房寧：足音中的家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