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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墨天】

2003年6月7日，全國613萬名高三學生參加了高考。除了必備的文具和準考證，考生們還需要攜帶一張“健康證”，才能進入考場。

那年的高考被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賦予了一層特殊意義。絕大多數人在3月甚至4月，才意識到SARS的嚴重性，學生們的生活也從那時起改變：一些學校整個4月都在關閉狀態，直到5月，教育部決定：高考照常從7月7日調整到6月7日進行。此前很多年，高考一直是7月7日開始。

種種偶然共同造就了那場獨特的高考，很多考生印象深刻的是數學“車禍”，往常看一眼就能得出答案的選擇題，一些考生算了五分鐘都沒有結果。據說很多學生還沒等考試結束，就選擇交卷放棄。

在中國，高考從來不是一場普通的考試，而是一次政府的管理能力與社會的組織能力的大型演練，從學生、老師、學校，到教育部門、交通部門和公安部門，每個城市的每一個部門，都在48小時里嚴陣以待。

同樣，高考的意義和影響也絕非“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這十四個字能夠概括。在國人眼里，它是改變命運的途徑、是跨越階層的通道、是出人頭地的門環。時至今日，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寄托。

高三學生在疫情中備戰高考

17年后，新的公共衛生事件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高考又一次回到中國炎熱的七月，無論發生多少故事，它都會和17年前一樣，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01.重生

1952年，全國首次實行高等院校統一招生考試，江西吉安的考點設在白鷺洲中學，也就是文天祥就讀過的白鷺洲書院。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十七歲的歐陽自遠用扁擔挑著文具和生活用品，從永新縣徒步94公里走到吉安，頗有古時秀才趕考的意味——那也是今天的“嫦娥之父”第一次離開家鄉。

彼時，趕考“交頭卷”的習俗還沒有被人們忘記，幾門科目考下來，歐陽自遠兩次交了頭卷，順利考取北京地質學院。之后的幾十年，滄海桑田，歐陽自遠一路奔跑，成為中國航天領域的知名人物。

“嫦娥之父”歐陽自遠

在歐陽自遠求學那段時間，新生的高考歷經波折。隨后十年動蕩期間，教育工作幾近停擺，高考自然難以獨善其身。1966年6月，政府發布通知，規定大學招生“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高考出現重大調整。

隨后十年，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遵循 “自愿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查”十六字方針，這其中，“領導批準”自然是最硬的指標。

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恢復職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教育。主持工作不到半個月，鄧小平就牽頭召開了一場“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座談會邀請的大多數是科教界名人，其中就包括武漢大學的副教授查全性，他的著作《電極過程動力學導論》堪稱電化學的圣經，被無數學生跪啃。

座談會上，總設計師委婉地批評了一些大學新生文化素質差，提出計劃從1978年起恢復高考。感同身受的查全性率先解放思想，把當時的招生制度痛批了一番，隨后諫言稱，“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辦。”

一句“不要拖到明年”結結實實地打動了鄧小平，總設計師當機立斷，讓坐在旁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追回已經發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組織統一考試。后來，教育部的官員們發現印試卷的紙居然不夠用，索性緊急抽調了印刷領袖選集第五卷的紙張，才趕在考試前把高考試卷印了出來。

由于時間實在緊迫，考試被硬生生拖到了12月，成了新中國唯一一次冬天舉辦的高考。十年的停擺也創造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報考人數570萬，錄取考生27.3萬，錄取率只有可憐的4.7%——史上最低。但對于那些曾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已經無異于天降甘霖。

被時代辜負的這一代人，終究獲得了另一種方式的補償：1977到1979年參加高考的近百萬學生，后來被稱作“新三屆”，他們大多有作為知青上山下鄉的經歷，在參加高考、學成畢業后，或供職政府機關，身居要職，或下海經商，終成巨賈，如今的各行各業，幾乎都能看到他們的影子。

也正是這個時期，高考被正式賦予“改變命運”的角色。

1984年，這批改變了命運的大學生們，在國慶閱兵時打出“小平您好”的標語。同一年的秋天，一大批年輕學者齊聚莫干山，在山間竹林里思考了一個緊迫的問題：中國怎樣才能趕上西方？

這批學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都參加過1977年高考，包括后來的財政部長樓繼偉、銀保監會主席及央行黨委書記郭樹清、經濟學家周其仁。后來，他們中有人參與了國企改制、有人組建了最頂級的國家智庫、有人主導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的創辦。

而在當時，參加莫干山會議的所有學者們都不會預見到中國未來的騰飛，更不用說他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了。

莫干山會議舊照

從那時起，高考開始承載中國新一代青年們的希望，今天我們的國家和日常生活，依然被那一年的高考深刻影響著。

1977年，從動蕩到新生，高考的重啟，是制度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