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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針對技術巨頭的壟斷監管將成世界性難題。

信息革命背景下世界高度互聯，但是就信息和數據的占有使用而言，并非趨于扁平化和公平化，數據擁有的不平等帶來更大的社會鴻溝，這也是一個全球創新經濟體共同面臨的難題。原有理論假設科技創新會帶來更多去中心化的競爭，但在全球范圍內新技術公司的發展卻呈現更多加速壟斷的特征。

眼下的互聯網經濟在經濟層面出現了“頭部固化”的趨勢，全球互聯網由幾個大型新技術公司壟斷“頭部格局”后，再也沒有出現足以撼動這一頭部格局的力量，即便是讓互聯網規模成倍增加的移動互聯網也不例外。中國也不例外，以“硬科技”驅動為特點的中國獨角獸企業群體，有成長周期短、創新能力強、爆發集中特點，但是技術企業的上游壟斷并且形成強大的技術霸權的特點也愈加明晰。

新興技術巨頭的崛起，同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所資本的力量，既有重合之處，又存在質的差異。正如資本在工業時代的企業中的地位類似，技術本身就已經構成了一種全新的權力載體。資本可以駕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而顛覆科技可以駕馭包括人類精神世界在內的幾乎一切，任何個體和組織都無可逃遁，對此，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疊加發展正在提供更多證明。

顯然，科技可以向善，但是科技也可以為惡。全球范圍內大量技術巨頭或因商業目的竊取公民隱私數據，或為參與政治競爭扭曲民意，甚至為政治目而煽動謠言、散布仇恨或為暴力激進行動，這些事例不一而足。

新技術企業巨頭的權力深植于公眾日常生活和消費，掌握海量數據和市場交易信息，此次疫情為契機，國內新技術企業巨頭將更全面掌控全國性公共衛生、物資儲備和人口結構等數據信息，未來關系國計民生的各項公共數據管理將加速從封閉逐步過渡到有效開放，意味著完全中心化的決策將逐步釋放給技術企業參與的“弱中心”管理體系，將進一步加劇人力、資本和技術的分布式管理，在促進政府治理轉習慣的同時，也在事實上將弱化政府原有的政策統籌能力和市場監管能力。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新技術公司所掌控的海量數據蘊含著廣泛的社會功能和政治影響，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公民隱私信息和公共數據也可能遭受大規模泄露或變成市場交易物品。大數據技術是把雙刃劍，大數據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廣泛應用中出現的數據泄露、隱私侵犯等問題，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屢見不鮮。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大數據的占有意味著信息壟斷的權力，會產生諸如技術門檻和信息壁壘等問題。因此，維護信息安全、規避治理技術風險也是新技術環境下改善國家治理與公共安全亟待解決的問題。圍繞公民數據隱私和公共數據保護的立法改革與監管改革必然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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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書第一章王紹光教授的觀點，數據本身就蘊含著廣泛的暴力功能。本書第八章李立敏博士的文章提出，暴力是任何政治組織的基礎，不同類型的政治組織依據自身資源形塑了暴力的不同樣態。

在新技術時代，當數據網絡深度嵌入社會生產生活之后，暴力的組織要素、控制模式、溝通機制和后勤體系都發生了數據化轉型，“數據暴力”作為一種從未出現過的新暴力樣態順勢而生。它將從政治實踐與政治理論的雙重維度，對經典現代國家理論提出挑戰。唯有對數據暴力這一新暴力形態的基礎結構有了較為清晰透徹的理解，才能在下一步理順其與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關系，最終找到將之馴服的有效路徑。

對此，國家如何對這些即將到來的深刻變革施加必要的干預和影響，如何通過立法手段和行政規制，依法保護個人信息和公共數據，如何加強公共數據的依法有序共享，如何盡快確立數據開發的使用標準，為公共數據創新應用提供更多的立法保護和政策支撐等，將構成監管體制改革的急迫任務。

第三，新技術應用將衍生巨大的社會復雜性問題。

科技變革和技術因素還成為塑造當代社會結構變動的深層次動因和“催化劑”，一個典型的體現是，新興技術的廣泛應用在世界范圍內都產生了復雜性社會問題，人們在享受新技術支撐的便捷交通、快遞、送餐、家政甚至性產業等高度發達的服務的同時，要注意到技術在加速削弱人們對家庭和傳統組織形態的依賴，甚至加速其解體。

當下公共治理的復雜性問題，其產生根源以及處理這些復雜性問題的主要路徑和工具，同傳統意義上的單位、社區和家庭的必然聯系正在受到極大削弱。新技術環境下，更多的社會主體、市場主體被賦能，因互聯網因素催生的組織化形態，使傳統的組織邊界被大大突破，更多的風險呈現出聯動的態勢，進而將對現有的社會管治結構和管治形式形成更大、更持久的挑戰，甚至許多問題挑戰現有制度的極限。然而，面對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帶來的社會復雜性問題，尤是面臨一些新興的社會風險，傳統的政府和管治機構還習慣于使用傳統的方式和手段處理問題，缺乏對社會復雜性問題的深刻認識和研究。

一方面，在國家治理中往往仍然因循舊有思維，過度依賴家庭、社區等傳統的最小社會“穩定器”，考慮到今天社會復雜性問題的源頭并不是產生于家庭和社區，而是同包括新技術巨頭在內的新型主體密切相關，因此如何尋找更多、更新的社會“穩定器”的入口，對于回應和解決社會復雜性問題可能更為關鍵。

另一方面，在處置新型社會問題的時候，除了依靠官僚系統和官僚化的方式，沒有其他更為多元化的工具和手段，面臨各類新型的風險，甚至找不到能夠與之開展協商、互動的清晰的政治主體和交易對象。

新技術應用對社會結構的催化功能還體現在全球范圍內對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的助力與推動，成為影響包括全球各地激進運動在內的社會變革與政治發展的重要變量。本書的第四章將對這一問題展開詳細的分析，本章提出，新興技術帶來低成本的組織化，催生了世界范圍內廣泛的激進行為。它還成就了某種政治烏托邦，過去潛藏在社會某個角落的價值也可能在新技術條件下被無限放大，甚至成就社會某個集合體的“自我崇高”意識，從而強化更保守的政治價值，促進政治極化現象的發展。

這是由于，新技術應用為社會運動和政治變革提供了強大動能：深刻改變了所有政治主體所處的環境，幫助他們突破原來所處的信息基礎、組織條件和行動結構，實現觀念的聚集、組織目標的塑造和廣泛而高效的社會動員。

社會行動組織一旦完成網絡空間的建構，隨即可以突破各種物理性阻隔，甚至可以演化成為備受關注的全球性組織。當一個擁有科技能力的社會活動家創建網絡空間后，實際上他就擁有了動員和組織數百萬人的工具，這個空間可以更好地實現頂層的“權力操控”和社會動員的“權力下放”的雙重效應，高效率地開拓“邊疆”。

未來基于“命名數據網絡”(NDN)的區塊鏈信息傳輸技術的發展，將會顛覆現有互聯網基于TCP/IP的基礎架構，不僅使得任何點對點的“無限網格網絡”的構建更容易，內容傳播也將呈現無人擁有、無需反饋的廣播云端模式，從而推動新一代互聯網世界更進一步地去中心化，降低社會空間創造者的政治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