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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多位美國大企業CEO要求曝光支持巴勒斯坦學生組織的成員身份，并聯名搞“就業抵制”。這次也有抗議組織學生領袖因為“反猶言論”被禁止入校。因為政治觀點導致學生遭遇就業歧視甚至“社會性死亡”，如何評價這種“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對美國社會的撕裂？

范鴻達：這個問題要結合美國的內部政治來看，它確實是存在的。自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學生的抗議、社會上的抗議，包括大企業在內支持以色列方面的回應，這些因素是互相影響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都不是單一的事件。一談到這個話題他就要給你定性，按我們國內通俗的話講，就是大搞“政治正確”。這是美國當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們非常強調“政治正確”。

比如現在你同美國人聊天，一旦提到2021年1月6日發生的事情，往往會嚴重刺痛他們。特朗普不承認拜登勝選、支持者沖擊國會山的那次事件，即是美國政治與社會分裂的標志，也是進一步分裂的催化劑。它事實上導致許多美國人，特別是精英階層對本國民主體制產生嚴重擔憂。為什么這次警方進入哥大校園后，出現了激烈的對抗，許多大學老師都和學生站在一起？某種程度上說，這背后都體現了美國人對于近年來本國民主體制遭到侵蝕，深感必須做出回應的擔憂。

至于另一個推動局勢的案例，就是幾年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那場運動對非裔美國人來說是相當成功的，也給其他的少數族裔群體，包括這次抗議涉及到的美國國內巴勒斯坦勢力，提供了一種精神動力。前段時間我同馬里蘭大學政治系的一位教授交流時，和他分享了這個觀點。他覺得很有道理，“黑人的命也是命”那場運動，確實對美國少數族裔的政治抗爭運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的親以色列勢力也有自己的圈子，特別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從社會層面來看，盡管大學校園和其它地方有許多親巴勒斯坦抗議，聲勢浩大，吸引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但放在全美國的范圍來說，其實更多的美國人支持以色列。

蓋洛普民調機構今年2月的輿論調查顯示，58%的受訪者支持以色列，只有18%的受訪者對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NA）有好感。一方面前者在人數上占優，另一方面他們的實際影響力遠遠超出這個調查所體現的比例。盡管在當前的國際大背景下，支持巴勒斯坦的勢力受到大量關注、活動頻繁，但是這一派勢力的實際能量到底有多大，還是值得觀察的事情。

觀察者網：有人將這次美國高校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抗議同1968年大學生反對越戰抗議相比較。不過對此看法不一。有人認為，今天的抗議人群比較小眾，巴以沖突并不涉及大學生的切身利益。另一種觀點則認為，60年代的抗議游行深刻影響了美國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導致后來的社會思潮轉變。您怎么看當前美國學生抗議活動的各方面影響？

范鴻達：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層面講，首先它肯定有積極影響，對此我個人十分確信。正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給非裔美國人、美國的全體少數族裔帶來的影響是個值得長期研究的話題；過去半年來，美國社會中接二連三地上演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這一定是個日后會被學者仔細研究的現象。

巴以沖突已經上演了幾十年，這是美國第一次圍繞該問題出現非常鮮明的社會分裂。在此之前，美國內部從來沒有因為巴勒斯坦問題對以色列發出如此猛烈的批評，上演這么多支持、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為什么這次出現了？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現的？這次的抗議一定會產生多層面的影響，而尤其值得研究的是把它放在美國的少數族裔背景下。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同族裔的人來自世界各地，他們的命運也有差異。移民群體都面臨現實的困難，希望實現自己的訴求。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步一步推動。我相信這次的運動會對美國的阿拉伯族裔甚至穆斯林群體的未來處境產生積極影響。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我并不認同把目前美國社會上的現象同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運動相提并論，在我看來，這兩件事并沒有可比性。首先，美國是越南戰爭的直接交戰方，那場戰爭對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直接影響。但美國不是巴以沖突的直接參與方，這場沖突對美國社會的影響沒有那么深遠。

1970年，美國國民警衛隊士兵在肯特州立大學校園內驅散抗議學生，造成12人死傷 圖自：視覺中國

從伯克利一個校園就能清楚地體現出區別，學生們每天在一個固定的地點舉行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附近幾十米開外，有學生在參加亞洲文化節、美食節，不遠處的校門口還有絡繹不絕的學生在拍畢業照。校園里該上課的上課，該喝咖啡的喝咖啡，有人躺在草坪上聊天。每個人都在過自己的生活，你的抗議和他喝咖啡、享受美食節活動并不矛盾。可以說，在伯克利，學生抗議對整個校園的影響都不是全面的。

我們雖然沒經歷過那個年代，但是翻閱資料便能知道，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運動不是這樣的。不過，我認為兩者之間還是有一定的傳承。比如伯克利學生今天安營扎寨的地點，就是60年代學生反戰運動抗議的地點。有些美國學生也能意識到，上世紀60年代曾經發生過反戰抗議，因此有思想上的傳承。但是從規模和性質來講，包括美國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問題上，我覺得這兩場運動沒有可比性。目前為止，我還不敢確定今天在美國高校上演的事件能否被稱作一場“運動”。所以在表述的時候，我傾向于用“現象”來描述當前的情況。

觀察者網：這次的美國高校學生抗議事件是否會對拜登的選情產生不利影響？

范鴻達：目前拜登總統確實面臨比較大的挑戰，他在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上，不要說給人帶來驚喜，甚至連正常的政策效果似乎都沒達到。

比如在加沙沖突的問題上，拜登政府包括總統本人向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提了很多要求，設定了許多所謂的“紅線”，卻一一被內塔尼亞胡政府給突破了。對于一個美國每年援助幾十億美元的國家，拜登政府在關鍵時刻卻無法發揮影響力。現在大家都知道，美國非常擔心以色列不受控制地采取下一步行動，比如進攻拉法和升級同伊朗的沖突，這是拜登政府最恐懼的局面。

在理想狀態下，拜登政府當然希望全世界都不要搞出什么“幺蛾子”，包括國內爆發學生抗議，讓他能專心應付選舉。作為一名政治學學者，面對這次引發媒體廣泛關注的學生抗議事件，我總是會關注背后的政治因素。

在警方進入哥大校園前后，陸續有好幾批議員到校園里發表講話，包括我剛才提到的眾議院議長約翰遜。他去的時候也帶了好幾位議員，還見了一些猶太學生。所有這些政治勢力都在有意識地利用這次事件，凸顯自身的政治傾向。

例如，進入哥大的議員無一例外都表達了對猶太學生處境的擔憂。拜登政府也持相似的立場，美國政治高層在這件事上思想比較統一，自從哥大、紐約大學出現激烈的對抗后，他們就把學生抗議同“反猶主義”牽扯到一起，這就是大選帶來的影響之一。

對美國的政治選舉候選人來說，他一定要有比較明確的表態，因為得罪不起以色列的院外游說勢力。但是美國也有穆斯林裔、阿拉伯裔選民，他們的選票也很重要，這是拜登政府面臨的兩難。畢竟目前的美國大選形勢非常焦灼，兩位老人家都沒有明顯的優勢，如果按照目前的民調統計，特朗普還稍微領先一點。

因此，學生抗議活動確實給現任總統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現任總統要為一切混亂負責。至于特朗普，他根本不用進一步討好猶太人勢力，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親以色列、支持猶太勢力。

觀察者網：結合前面的分析，可否談談您認為這次學生抗議活動可能會如何收場？

范鴻達：我個人認為，像哥大、紐約大學那種烈度的，引發了肢體沖突的抗議應該會慢慢平息下去。這是由當前的政治氣候決定的。

美國大學領導層面臨來自政界的壓力，要求盡快恢復秩序。而抗議師生要求一個自由表達的空間，就像在伯克利的校園那樣。他可以喊口號、請人來跳舞，與觀眾互動。如果這些要求滿足了，他也覺得沒必要去做出過激的舉動。校方也沒有理由拒絕學生的這種表達，沒必要讓警察進校園了。

我注意到，美國當地時間26號，華盛頓特區警方拒絕了喬治·華盛頓大學校方的請求，警方沒有清理校內的學生帳篷營地，理由是認為沒必要去處置和平的抗議活動。所以美國人這邊還是覺得，能讓他有表達的空間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不過，只要加沙的戰爭、巴以沖突一天不結束，美國社會中的抗議游行現象也很難消失，盡管烈度會降低。我預計沖突還不會立即結束，所以抗議游行現象還是會持續。此外，美國社會對于自己國家民主自由體制的擔憂與捍衛，同樣會繼續下去，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焦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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