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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遠麥當勞發生的血案牽動了國人的神經，哲學家們也為之“驚慌”。馬克思曾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盡管哲學家無力改變每一個人面對慘劇的選擇，但不妨聽聽他們的思考。】

2014年5月28日晚，招遠市的一家麥當勞餐廳，頃刻間變成了血腥的“刑場”。一位吳性女子被六名邪教分子當眾群毆致死。在案發現場的視頻中，我們能清晰地聽到暴徒“永世不得超生”、“誰管誰死”的吼聲，以及被害人撕心裂肺的呼喊……

無論對身處“刑場”的其他市民，還是事后陷于震驚中的我們，“刑場”很容易演變為一個道德“審判場”。在此筆者當然不只為了控訴暴行，我們的控訴在多大程度上能彌補事件所帶來的傷痛？更不是要譴責在場者，以及拍攝視頻的那位市民的“冷漠”，這種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大義凜然，根本就是虛偽而甚至有害的。我們應該反思的是，面對類群體性的暴力，我就一個人，我怎么辦？作為一個個體，在暴徒團伙面前，能不能制止悲劇的發生？不得不說，這是我們當今道德觀念中又一個致命的困境。

現代中國人的道德構成，毫不諱言包含著許多來自西方自由主義的——實質就是個人主義道德因素。例如，將“人是理性人而趨利避害”的預設視為其前提；將個人的自由、生命、財產權視為必須要捍衛的底線；社會正義依靠于特定的社會機制（如法律）來維護等等。雖然自由主義的道德觀念中還存在著更高的強調“寬容”（liberty一詞的本意）、“相互理解”、“遵守契約”，以及康德式的“義務論”（“把人當目的，而不是手段”）面向，但其主體還是底線式的思維方式。例如像霍布斯所言，人們為了保全生命而寧愿接受“利維坦”（帶有強權色彩的國家機制）；像洛克所說，為了保證個人的財產權而必須簽訂“契約”。一言以蔽之，就是人們所看重的是那些以個人為出發點而構成的不容侵犯的權利。這就是現代社會觀念以及個人道德觀念的基礎。借助于以賽亞•柏林爵士的概念語匯來表達，就是這種自由主義的核心仍是“消極自由”（“免于某事的自由”）的向度。

之所以要引出這一連串西方思想史上的術語，無非旨在說明，作為個人，面對群體性的暴力我們無能為力。首先是，作為自然人，亦即之前所談論的那個前提：理性的、趨利避害的人。當你面對這六個暴徒對一弱女子拳打腳踢時，即使有再強的正義感，你也很難挺身而出。因為你是一個理性的人，你知道“好漢架不住人多”，在考慮到自己未必有幫手的時候，一個人怎么打得過六個人？魯莽行事，必然弊大于利。況且對于暴力的恐懼是我們自然的反應。勇敢確實不屬于每一個人。于是忍氣吞聲的站在原地，領受著道德譴責似乎就不可避免了。其次，一旦挺身而出，你便將自己置于暴力的焦點之中。如此一來，就是將自己的生命置于風險之下，而生命似乎又是最高的原則。是否能承擔為了他人生命而付出自己生命的后果，這顯然是一個極高的道德境界。對之我們應該敬仰，但不能強求每個人都要做到。第三，在個人主義的道德觀念下，社會的正義問題要由社會性的機制來解決，例如法律以及警察。但回到我們的事件中來，這似乎有構成了另一個困境：我應該做的，似乎就是立刻報警。可問題是短短兩分鐘就足以打死一個活生生的人，警察趕到之時能作的只是抓人，而不是救人。法律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懲罰暴徒，但這仍是一種“補償正義”。對于受害者的家屬的損失，真的能彌補的了嗎？

因此，我們要承認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而不單只是一個個人的道德問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道德在群體暴力面前必然會陷入困境之中。這似乎是一個殘酷的判斷，但殘酷并不意味著沒有希望。因為道德觀念不只有個人主義這一條路徑。此路不通，那就另起爐灶。

當個人陷入困境，或許可以在群體那里得到幫助。也就是說，當面對“作為個人的人”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借助于“作為共同體中的人”來尋找出路。人是社會性的，我們不只有個體（individual）的一面，也有社會性（social）的一面。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就提出了“愛”與“團結”能維系人的群體性向度。當今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霍耐特又將此二者（還包括“法律”）轉化為社會性的承認機制。當我們意識到了自己處在一個群體之中，就會有一種強的力量使每一個人都變得更好。正如被別國侵略時所產生的“愛國主義”，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再回到我們的事件中來，如果作為一個特定的群體能在此時發揮作用，是否多少能削弱一些不幸的程度？一個很不恰當的假設是，如果麥當勞餐廳的全體員工，能在此時扮演這個群體的角色，是否后果不至于如此嚴重？在此我絕無對餐廳員工的責備之意，也不是要為其他目擊者擺脫責任。我想強調的只是如果我們的道德教育（學校的、企業的、社會的）中，能加強群體性一面的構建，那么當突發狀況再起之時，或許就可能有那么一點不同。

（作者：郁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