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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低工業或第二產業的作用、夸大第三產業或服務業的作用，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早在數年前，筆者就在《中國應該繼續用投資拉動經濟》、《中國的高增長并不粗放低效》、《第三產業占比高未必是好事》等文章中，指出不可夸大服務業的意義。）

英國金融時報，至少自2010年起便始終一貫連篇累牘地向中國推銷“降低增速、減少投資、加大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這一藥方。

但是如今，它也不得不發文《服務業未能助力中國經濟改革》承認服務業比重的增加，無法取代工業成為新的經濟引擎：“中國領導人對國內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寄予厚望，但實際上，服務業未能填補制造業低迷留下的空白。服務業接不起重擔使得中國政府推遲早該進行的結構性改革，繼續依賴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

該文還指出，目前的服務業比重的增加并非是“健康的轉型”，因為“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急劇上升并非是服務業突然繁榮的結果，而是其他經濟部門動能衰減造成的。”（《服務業未能助力中國經濟改革》，金融時報2016 年10月20日）

與“退二進三”論一起盛行的，還有“消費拉動”論。

“消費拉動”論認為：過去中國的高增長是片面的投資拉動，粗放低效，為了提高質量，要改為消費拉動，減少投資，增加消費占GDP總量的比重。實踐結果是：投資增速下降后，消費總量的增速也下降了，“消費拉動”根本就無從談起。（詳細分析見筆者觀察者網專稿《居民收入跑輸GDP，消費驅動還靈嗎？》）

“減稅”論于事無補

對實體經濟面臨的困難，許多人熱衷于從“體制”上進行解讀，如從前幾年曾流行過的“國進民退”、“國富民窮”、“融資難”論，到當前流行的“稅負重”論，都是如此。

現在很多人主張，中國企業稅負太高，實體經濟要想重振雄風，只能通過減稅來實現。在筆者看來，這一觀點是不可取的。

首先，如前所述，實體經濟的活力不如以往，主要是因為增速放緩所致，而通過給企業減稅，并不能加恢復或快經濟增速，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處境，不能促使企業進行大規模擴大投資與生產即恢復繁榮。

很明顯，既然問題不是因稅收而引起的，那么自然就不可能通過減稅來予以解決。其次，早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稅負常常被夸大了。

如，按照小口徑標準即稅收總收入占GDP的比重來看，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水平約為18.4%；按照國際通行的IMF統計口徑比較，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為29.1%，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的42.8%，也低于世界平均的38.8%和發展中國家的34.4%。

近期有位企業家稱自己企業稅負太重，結果專業人士仔細分析后卻發現，第一該企業的利潤很高；第二該企業交的稅并不算太多，且大頭如增值稅等大都轉嫁到下游客戶或消費者身上。再者，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如果大幅度減稅，政府財政必然減少，這將削弱政府通過財政支出來拉動經濟增長（以及保障民生等）的能力。

“減稅能促進實體經濟恢復活力”，不光從理論上講不通，實踐中更是行不通。

眾所周知，美國自里根時代起，就迷信減稅政策，認為這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結果，實行了二十多年以后，一方面經濟沒有起色、甚至越來越糟，直至陷入金融危機，另一方面貧富分化加劇，令美國淪為1%與99%的社會（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就是 “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

巴菲特曾批評說，減稅變成了對富人、對企業的片面性、偏袒性的減稅，廣大民眾與政府都變窮了，只有少數富豪得利。現在有人卻要求中國把希望寄托于減稅，這只能讓中國重蹈美國的覆轍。

實體經濟的困難不能怪“工資太高”

還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增長過快，致使實體企業不堪重負陷入困境”。在筆者看來，這一解讀同樣也是缺乏依據的。

首先，如前所述，中國實體經濟的困難是因為經濟增速放緩，而目前，尚沒看到有人能提供任何充分過硬的證據來證明經濟放緩是由于“工資提升過快”所致的，有的盡是些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談。

其次，過去中國工資水平提升較快的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增長快、實體經濟繁榮的時期。

前些年，最低工資每年調高一次，且漲幅較多，但是，經濟并沒有因此而變糟。反倒是最近這兩年，雖然工資提升變緩了，如各省市區最低工資調高多變為兩年一次且漲幅也變小了，但是，反倒看不到實體經濟有任何因此而好轉的跡象。

最后，相比于上個世紀，目前中國工資水平雖有了較大提升，但是客觀地說，仍舊是不高的。

日常經驗俯拾皆是，比如前幾天，筆者詢問了北京某快遞公司的快遞員，他自己的收入與工作狀況如下：“吃住在公司，早晨六點起床，七點開始工作，晚上七點收工；回公司吃完晚飯后，繼續干分揀整理等活兒，到晚上十二點休息；沒有雙休日；即使這樣，每月收入最多五千左右；沒有社保，有商業保險；送貨電動車出了毛病，維修費要五十塊錢以上的公司才給報銷；員工流動性很大。”

工資收入相比勞動付出，絕對不能說是高了。就連前段時間抱怨中國實體經濟經營成本太高的那位玻璃制造商，也明確承認：目前中國工人的工資只有美國同行的八分之一。

美國的歷史證明，一遇到點兒風吹草動就指望依賴減稅、降低員工工資等手段給企業“減負”，以此來解決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這種做法是沒有什么前途的，不僅如此，反而會產生巨大的副作用。四年前筆者就指出：

“里根與撒切爾的極端化減負政策，看似為企業著想，其實損害了企業家精神。里根撒切爾當初宣稱，只要99%做出犧牲，那么1%就會努力向上，企業就會恢復競爭力，經濟就會好起來，可結果卻是1%通吃了一切，而經濟則是每況愈下。西方的企業家階級，越來越難以擔負起自己應負的技術進步的組織者的天然職責，變成了不講奉獻、只知向員工、向政府索取的食利者。市場經濟中，企業家階級的本職工作首先應該是做大蛋糕，現在西方的企業家卻凈想著分蛋糕（即減負）而不管做蛋糕了。”（見觀察者網專稿《企業要進步，別光靠減負》）

實行減稅、壓低工資水平等政策后，并沒有令整體經濟由衰轉盛，并沒有促進全社會財富的增加，只是改變了財富的分配，靠政府與大眾的收入減少來保證少數人的收入。解決現在的問題，要靠的是像以前一樣不斷把蛋糕做大，而不是不做大蛋糕了、只管搶分蛋糕。

要理直氣壯地追求穩增長這一目標

當前，要怎么辦才能推動中國實體經濟、同時也是推動整個中國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呢？

第一，要要樹立理論自信與道路自信，要重視并繼承發揚中國經濟發展既有的成功經驗，要避免受那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觀念的誤導，要敢于承認：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與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球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才是既有速度也有質量、又快又好的。

在這一高增長時期，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業大國以及接近于與美國平起平坐的科技大國；同時期，中國的民生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通過了新勞動合同法，普及了社保（包括大范圍普及醫保），逐年調高最低工資，學費長期不漲（比如二本及二本以上大學學費從2002年至2012年幾乎沒有增加），等等。

第二，要理直氣壯地追求穩增長這一目標，要堅持做大蛋糕，只有整體經濟保持一定的較高速度，實體經濟才能同步繁榮，才有可能實現提質增效而不是降質減效。沒有速度就沒有一切。

第三，以往促進經濟發展的一些具體政策、措施或手段，如貨幣的、財政的、產業的、基建的、地方政府的，等等，雖然有瑕疵、有不足、并不可不免地帶有副作用，但是其利是遠大于其弊的，這些政策、措施未來仍舊可以繼續發揮其作用，當然，要盡可能地做到趨其利避其害。

第四，堅持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而不是既不做大蛋糕又不分好蛋糕這種下下之策。正如習近平強調的：要堅決如期實現兩個翻番的戰略目標，同時要在這一過程中貫徹“共享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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