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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拉動”不應盲目貶低

在重慶的例子背后，我們還可以看出投資的重要性。2015年前三個季度，重慶增速大幅領先全國平均水平，其固定資產投資也大幅領先全國平均水平：今年1-9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共完成，同比增長10.3%；而1-8月重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則高達17.4%。就拿重慶兩江新區開發投資集團與京東方共同出資建立的重慶京東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項目來說，該項目建設的是處于全球先進水平的第8.5代新型半導體顯示器件及系統生產線，2013年7月17日樁基施工，2015年4月8日投產。這一兼具保速、升級等多重功效的大項目，靠的正是投資：計劃總投資高達328億元。

無論東方西方、南方北方，經濟要增長總離不開投資，沒有投資，就沒有生產規模的擴大，就沒有生產效率的提高，增長就無從說起。現在要擴大消費、推動創新，這些做法都沒錯，筆者完全支持，但需要警惕有些輿論借“消費拉動”、“創新拉動”來排斥投資拉動。這類觀點跟“降速提質”論一樣，也是似是而非的，將投資與消費、創新割裂、對立。

其實，“消費拉動增長”，并不是嚴格的經濟學概念，只是媒體炮制的流行話語而已。近年來，林毅夫、羅思義（John Ross）等國內外經濟學家，都曾專門撰文指出“消費拉動”一說是非學術、不成立的。消費不會自行增長，不會自動拉動生產，消費的增長或擴大反而要靠投資來支撐。簡單地說，假設消費擴大了，那相應地就需要增加供給，供給增加就需要生產擴大，生產規模擴大就需要進行新的投資——上新的車間或設備。可見，即使以擴大消費為核心或出發點，最后也得落實到投資上。

輿論總是批評長期以來中國維持了過高的投資率（通常被夸大了），卻沒有看到，中國的消費量同時也一直在高速增長。近幾十年來大型經濟體中消費量增長最快的國家正是中國，高投資帶來了高消費。2004-2011年，是典型的高投資時期，與此同時，也是消費高增長時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接近18%。

再看最近幾年來，經濟持續下滑，投資增速放緩，那么消費量上去了嗎？“消費拉動”變成現實了嗎？沒有！2011年以后經濟持續下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也一路下滑，2015年上半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率已經跌至10.4%，其中有17個省的增速跌至個位數。

可見，實踐中投資增速下降的結果，不是消費增速上升，而是消費增速放緩。道理很簡單，投資減少了，產出就減少了，可供消費的自然就少了。

至于“創新”，當然也是好事情，不過，真正的創新不是空泛的，是實實在在的，是需要物質載體的，即使“互聯網+”也要落實到大量硬件與平臺上。創新落到實處，意味著采用新的技術，新的技術就需要新的設備，而新的設備則需要新的投資。可見，沒有投資，創新就無法落實。從目前正奮力追趕歐美的芯片、飛機發動機、高端醫療器械等領域，到量子通信、特高壓輸電、煤化工等中國獨自掌握的技術，再到高鐵、5G通信、四代核電等中國領先世界同行的技術，從傳統行業到新興產業，這些關鍵性創新從研發到大規模投產有哪一項能離得了投資呢？

投資帶來經濟增長，投資帶來消費增長，投資帶來產業升級。穩定增長、產業升級優化、消費擴大、保持投資，這幾個環節是密切聯系互相促進的，而不是相互脫離甚至對立的。

政府作用不容低估

中國經濟能夠持續高速發展，靠的是中國人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這幾個層面或主體的共同努力，要實現“十三五”的目標，也不能脫離這一機制。

中國的實踐早已證明，政府有為與市場經濟并不矛盾。2014年5月26日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光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還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當前要探討的問題，根本不應該再繼續在“政府要不要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這類空泛籠統的教條上面糾纏，而應該側重于“政府如何具體地、更好地發揮作用”。幾十年來，中國政府——不論中央還是部委還是地方——在“有為”方面的經驗實在是太多太廣了，需要盡快梳理總結。

遺憾的是，目前有些輿論并沒有認真嚴肅地梳理總結，反而以片面的觀點渲染問題，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就是一例。

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有兩個抓手尤其突出，第一個是招商引資，第二個是城市經營，近年來，這兩者尤其是后者遭到了密集攻擊。城市經營離不開地方債務平臺，本來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債務合在一起，尚不足GDP的40%（2013年審計報告為36.74%），這是極其良性的，但媒體卻罔顧事實渲染、夸大“地方債務危機”，有的媒體與專家甚至公然造謠來“制造”地方債務危機。還有的專家學者（如耶魯教授陳志武），一面說中國地方政府不能舉債發展經濟，一面同時又說美國政府債務高昂是好事情，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是需要借債推動，令人詫異。

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本來就不嚴重，正確的態度是盡可能促進其良性運轉，若草率地予以壓制甚至一刀切，反而會引發實質性風險。財政部此前于2014年10月出臺43號文件，對地方債務擴運轉以壓制，很難說其中沒有輿論的影響。但是進入2015年后，迫于經濟下行壓力，又于5月出臺（2015年）40號文件進行了松綁。

再以重慶為例，從產業規劃、功能區規劃、城市經營、擴大內陸開放到生態建設、民生保障，這方方面面都離不開重慶政府的“主動有為”。這其中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有為功不可沒。中國是全球最大規模的經濟體，重慶這樣一個直轄市，三千多萬人口，在中國各省市區中屬于下游，可放到歐洲就頂得上一個較大的國家。企業需要在市場經濟中大顯身手，地方政府也同樣需要。中國經驗與重慶經驗都表明，地方政府的積極有為非但不與市場經濟相沖突，反而具有巨大的促進推動作用。

結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幾十年來高速高質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卓有成效的。相對于中國實踐的巨大規模與成效，對中國實踐經驗的“梳理與總結”，遲遲沒有全面、深入地展開。更為糟糕的是，中國經驗還未及梳理總結，就已經面臨著被曲解、被詆毀、被拋棄的危險了。

雖然“中國速度”受到部分人的片面質疑，但好在中央并沒有為這些輿論所動搖，而是為“十三五”堅定地確立了6.5%的增速底線。放眼全球主要經濟體，這一規劃依然傲視群雄，如能順利完成，將為“第二個百年”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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