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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源化”閱讀是詮釋學的，而非科學的。不過詮釋學本身也有各種形態(tài)。詮釋性實踐基于被詮釋者與詮釋者兩者視域或情境的關系，這層關系的另一面相是文本與情境之間的張力?？梢哉f詮釋學的全部立足點就是這層關系。也正是這一關系的復雜性導致了詮釋學的不同形態(tài)，例如基源化的詮釋以及其它。對象化的理想閱讀在于盡量排除情境，特別是詮釋者的情境，而把重心放在文本的意義及其情境條件上。

二十世紀的哲學詮釋學則主張在有差異情境之間的“融合”[7]，以打開文本的新義。情境方法進入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之后[8]，漸凌駕于文本意義之上，也打破了詮釋者與被詮釋者之間情境的平衡。此派以為，文本的意義要在諸文本之間構成的情境中確定。盡管如此，這也可歸屬于詮釋學而非科學。哲學詮釋學與語境主義思想史之間的差別并不妨礙它們的共同之處，即強調對話式的閱讀，無非前者那里的對話存在于文本與理解者之間，而后者的對話存在于語境之內，或諸文本之間。

對話式的閱讀不是對象化的閱讀，但也不是基源化的閱讀。基源式的閱讀建立在被詮釋者的語境與詮釋者語境之間的類似性上，因此既確立語境，又不過于強調語境之間的差異。其背后，是對兩下情境的把握和對照。例如，那種認為所有真正的政治哲學文本都在大義下掩藏著微言的閱讀，正在于將一切語境都視為本質上同一的永恒語境——基于禮法而非哲學的政治共同體。只要政治存在，語境便一貫如此，絕不改變，在諸作者之間是這樣，在作者與解釋者之間也是這樣。故有助于理解文本意義的是永恒的禮俗共同體，而非那些川流不息的周遭情況。理解作者的原意非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正確的。因為作者和讀者處于本質上相通的語境之中，故經過恰當解釋的古代典籍完全可用于獲致當代生活之幸福與正義。這，就是一種基源化閱讀，無非是讀出了哲人，而非先知。

其它的閱讀方式也同樣如此。顯然，對政治思想史做基源化解釋的最大考驗是把握作品之語境。而語境是復雜多面的。劍橋學派重視語境蓋無大錯。如有所誤，則在低估政治語境的復雜多變。他們從維特根斯坦或奧斯丁處學得一些語用學分析方法，懂得了失火時說“起火了”是用來讓人逃生的而不是讓人理解語義的，明白了說話也是行動，就勇敢地用這套東西去分析政治世界。猶如在盆中觀察研究過水之后，就以為自己懂得水了，就敢于揚帆出海了。

在政治世界中，語境與行動是高度復雜的，非但不止一維，且彼此作用，隨時改變。一指入水，四海起變。行動基于語境，行動也改變語境。你的行動，就是別人的語境。別人對你的行動采取行動，又是你的新語境?，F在的行動，就是未來的語境，而現在的行動，取決于行動者如何把握它的語境或曰過去的行動總和。

對政治人物來說最重要的語境當然是總體政治形勢，而非同代人的政治小冊子。以康南海為例，他的語境至少具有三個維度，一是當時之實際政治，中外形勢，二是經學史，三是同代人復雜的政治言行。故南海之寫作，既在謀一時之效，亦欲垂萬世之教[9]。語境中最重要維度是當時之中外形勢總體。無此形勢，康對公羊學的解舊與開新，對大同義的向往與克制，與論敵等的爭辯，就無焦點可聚。而今文經學，是其立論根本，決非無足輕重。

形勢所趨，不得不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就要駁守舊派。守舊派都是儒家士大夫，不是留學生，那就不可講西學，而必講孔子改制、公羊大義。要講公羊大義，就不得不駁古文經，上及劉向歆父子。既駁古文經，就不得不遭遇章炳麟劉師培輩經學、時論之夾擊。實際政治、經典歷史、政見時論彼此糾纏、因緣相生，環(huán)環(huán)相扣，哪有什么單純穩(wěn)固的語境可覓！

康有為?；省⒔M黨、立教、縱橫捭闔。他不僅屬于政治思想史，也屬于政治史。其積極的政治行動遠較柏拉圖、馬基雅維利或霍布斯等重要、復雜而有實效，故一方面其著述更明顯地從屬于政治行動，另一方面，其政治行動也絕非僅限于經教著述與報章辯論。政治人物既處復雜語境之中，而其行動自身的復雜性又導致了新的語境。故政治思想史既要把握思想人物之情境，也要對該人物自身的情境把握進行再把握。康有為對經學歷史之判教、與時賢政論之糾纏皆相對簡易清晰。語境之中，最難再把握的，就是他對實際政治維度的把握。

國家典籍博物館藏 《大同書》康同璧校稿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外政治總形勢，就是康有為的根本政治處境。一種類似的情境仍然支配著當前。那種以后見之明輕率褒貶康有為的素樸研究，就是對此情境之復雜性認知不足，而那種基源化的閱讀方式，即有所見于康有為情境之支配性。政治人物存在于政治世界中的基本方式是政治智慧，是對其語境的把握、應對、轉化、超越，也有對其行動界限的自覺。僅當行動被語境限制，政治智慧才會回轉到主觀，成為較純粹的“政治思想”。理解政治智慧的只能是政治智慧，真正理解政治思想的也只能是政治智慧。而政治智慧無非是對政治處境、具體形勢的總體把握。政治思想史只有能力把握文本，或諸文本構成的語境之一隅，故政治思想史研究既不同于政治智慧，甚至也理解不了政治智慧。貧血的“政治思想史”所缺乏的，就是總體把握具體形勢的能力。這也是康有為研究的癥結所在。

康有為之根本處境，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此非物理時間的定位，而是歷史時間的定位。此亦非單純中國歷史時間的定位，而是世界歷史時間的定位。阿瑞基、汪暉有長十九世紀、短二十世紀之說，即此意也。唯他們對兩個世紀“之間”的張力，對兩個世紀之中國與外國“之間”的張力，或留意不足。

大體而言，晚清士人，即處于此兩個世紀之間，康有為更處于中外各自兩個世紀之間。晚清認知的所謂世界，歸根結底就是十九世紀的西方。正是這個十九世紀，把中國卷入其殖民世界體系之內，也正是這個體系內部的強權興衰與戰(zhàn)略失衡，終結了十九世紀，開啟了二十世紀。十九世紀始于拿破侖戰(zhàn)爭的終結，而終于俄國革命。二十世紀始于俄國革命，終于七十年代末中國革命結束。

中國的兩個世紀問題與歐洲的兩個世紀問題有關聯(lián)，而不盡相同。歐洲雖“萬國競爭”，其實則非獨有列強爭霸，非獨有英法德俄等遠及亞洲、美洲的地緣之爭，且有一國之內共和、君主、教會之爭，民族國家間教會教派之爭，更有成為國際運動的工人運動、階級斗爭?！熬S也納體系”固然本指列強在地緣上的脆弱平衡，其實則是君主制的西歐聯(lián)手應對法國革命，馴服共和主義乃至一切激進社會運動的總體系。而只要回顧一下《共產黨宣言》的開頭，就知道這個體系要對付的決不僅僅是拿破侖和共和派。亞洲的那些老大帝國遇到的西方，包括“船堅炮利”、“技術與機器”、“經濟”、“制度”、“思想”、“文化”，無非就是這個體系的不同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