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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東升：

各位老師、各位同事，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政治經濟學四十人論壇，與學界的新老朋友們一起交流。

我今天發言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就是中國的產業進步同宏觀經濟形勢之間的不匹配問題。正如我們看到的，中國正在全球產業的諸多重要領域攻城略地，把原先由德、法、日等國霸占了半個多世紀的“好買賣”搶過來。按道理，我們把這些富有國家的“好買賣”搶到手，本應就此過上跟他們至少差不多的好日子。但實際情況是，國內消費、就業、經濟增速、通脹率，這些情況都沒有明顯好轉。如今中國在通縮邊緣徘徊，這比通脹還要麻煩，意味著老百姓不敢生孩子、不敢買房子、不敢借錢，也不敢投資。

具體來看，首先，借助電動汽車領域的快速發展和傳統汽車領域一系列技術的逐步成熟），中國的汽車出口正在超過德日等的汽車強國，尤其在電動汽車方面具有明顯競爭優勢。

其次，在無人機領域，中美兩國在技術上領先于其他國家，都屬于技術第一梯隊。但在無人機制造的成本方面，人民幣與美元實現了購買力平價。一位國內無人機領域的權威院士曾指出，就成本而言，一萬人民幣在中國能購買的無人機，約等于一萬美元所能購買的美國無人機。

另外，中國第一架大飛機C919已經交付使用，甚至連飛機發動機都即將國產。同時，芯片領域也正在取得重大進展，今年下半年應該會有一些驚喜。芯片的進展，比我們希望的要慢，比我們想象的要快。還有前幾日，首艘國產大型郵輪“愛達·魔都號”出塢，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從產業發展的意義來說，高端郵輪可能比航母還重要，中國正在搶占過去由他國壟斷的高端郵輪市場。

在中高端制造業突飛猛進的同時，我們應當注意到，中國年輕人失業率正在超越南歐。南歐國家的治理經常出問題，年輕人失業率是出了名的高，一直為世人所嘲笑。但是現在，我們要反躬自省，為什么中國的年輕人失業率超過南歐了？不僅如此，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收入水平也是相當低：1998年，我在央視打工，一個月到手3000元。整整25年過去了，現在的大學生本科畢業，能拿到的工資比我當年多不了多少，可今天咱們央行資產負債表比當年擴大了許多倍，而現在的房價和過去也不是一個數量級。而且最令人擔憂的，不僅是年輕人失業率迅速上漲，更重要的是失業結構的變化， “工作難找”的現象集中體現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因為我們無法在寫字樓里創造出足夠多的體面工作。對青年失業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我的團隊做過量化研究，研究哪些變量對政治穩定沖擊最大，結果發現青年失業率是一個重要指標。所以我們要從政治安全的角度提起高度重視。

明明中國在產業上突飛猛進，同時也擁有大額順差，為什么失業率居高不下，而投資、消費、通脹等數據不容樂觀？要準確完整地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要實施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一系列“迷思”。我指的是過去40年來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占據主流地位的認知中存在一系列“迷思”，關于政府、福利、債務、稅收等等，都存在認識上的偏差乃至方向性錯誤。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技術的進步正在摧毀屬于年輕人的許多白領崗位，此前的大學急劇擴招和產業結構變遷速度較慢等因素，也帶來的人力資本的供需結構錯配；但是除此之外，中國還存在福利體系嚴重滯后的問題，也加劇了國內消費市場的乏力和年輕人就業的困難。中國的供給能力不斷攀升，國家在加大產業補貼、研發投入方面很給力，但是再分配卻嚴重不給力，從而導致資本與勞動之間，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企業部門與家庭部門之間，富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失衡。現在學術界有聲音提出，要推進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勵富人搞慈善。這個思路恐怕回避了真正的矛盾，真正重要的還是初次分配與再分配。中國產業進入新時代，但是分配思想仍停留在上一個時代。

中國的福利水平是典型發展中國家水平。我選取了一個指標，公共部門社會支出占GDP比例，即醫療、養老、保險、就業、住房、托幼等各方面的社會福利支出占整體GDP的比例。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該指標平均為21.6%。我們知道，OECD不僅包括美日歐這樣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還包括部分拉美國家。OECD里的部分拉美國家的人均GDP水平比中國低，產業能力比中國差，但就連墨西哥的社會支出占比的表現都優于中國——中國的這一指標僅為6.5%。換言之，十八大以來反復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共同富裕”等政治理念，在經濟政策上還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落地和實施。

三月份有一份關于中國財富分配結構的報告，這份影響很大但是爭議也不小的報告顯示，中國總財富共790萬億人民幣，其中私人部門有430萬億人民幣，而中國公共部門的財富占360萬億。經過40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私人部門財富分布結構與美國類似。該報告顯示，中國富人共460萬，占總人口0.33%；財富量290萬億，占私人部門總財富量67%，人均占有財富6300萬。（較高標準的）中產人口占總人數7%，財富量110萬億，占總財富量26%。剩下13億普通群眾占總人口92%以上，財富量為30萬億，人均2.3萬。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總認為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會帶來低效和腐敗，可現在回過頭看，如今我們不得不說，幸虧中國保留了比較大的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中國人民才能活得稍微像樣一些，因為他們雖然收入不高，但是能享受地方政府和國企提供的許多普惠性的公共產品，比如道路、橋梁、公共汽車、地鐵、高鐵、銀行賬戶、手機信號和移動寬帶。而美國則沒有那么多國企，所以最底層的窮人比較難以獲得這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服務，比如許多銀行不愿意給最窮的階層開設個人銀行賬戶，導致靠零工度日的數千萬窮人不得不為兌現工資支票而再次遭受貼現商的盤剝。

如果該報告的數據經得起交叉檢驗，則從表中所揭示的財富分配結構來看，中國的私人部門與美國的私人部門幾乎是同一模式，呈現出殘酷且低效的金字塔結構，而不是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或者棗核型結構。仔細對比不難發現，中國的分配體系對富人其實非常慷慨，股票升值部分不征稅，財富傳承不征遺產與贈與稅，移民也不征收移民脫籍稅，而這些在美國都是有稅的。

這樣的金字塔分配結構下，即使政府想刺激消費，百分之九十幾的民眾也無力消費，因為他們真的沒有錢，尤其是在三年疫情嚴重削弱了中下層民眾的儲蓄與現金流之后。靠第三次分配鼓勵富人進行慈善捐贈是杯水車薪，還會帶來其它影響深遠的衍生問題，比如扭曲社會的權威結構，削弱政治穩定性。要真的解決問題，必須重新平衡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結構，在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通過稅收和福利體系進行再分配。

要想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局，就必須打破一系列政治經濟思想上的“迷思”，包括對大政府的恐懼、對債務的擔憂、對高福利和高稅率的厭惡，對人口規模的否定。這些否定性、限制性的迷思，都源自1979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甚至是美學、哲學等方方面面的催眠與浸潤。只有打破這些迷思和思想枷鎖，我們才能找到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富裕的治國理政之路；只有真正落實“共同富裕”理念，才能解決當下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中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結構性矛盾。

首先，對大政府的恐懼。人們認為政府“越大越低效”。在東北地區，有許多人對政府、國企持負面態度，但這只是看到了表面和局部的問題。下邊這張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所做的圖表，縱軸是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類發展指數）,橫軸是公共財政開支占GDP比例。兩者之間顯而易見的正相關，說明的是“大政府”的好處，政府越大人民生活水平越高。從統計意義上看，政府是一種善，而不是惡。為什么如此？因為私人部門創業致富的努力之所以能成功，離不開公共部門提供的公共產品，甚至市場本身也是一種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而公共產品的供給是昂貴的。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安格斯·迪頓概括為“國弱則民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