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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鄧海清】

2024年11月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近年來力度最大的化債舉措，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6萬億元，用于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為地方政府騰出空間更好發展經濟、保障民生。

同時，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從2024年開始，我國將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于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他同時指出，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棚戶區改造隱性債務2萬億元，仍按原合同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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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萬億，并未“注水”

“化債”是解決中國經濟和資產價格下行、扭轉通縮壓力的牛鼻子。此次“化債”安排的資金規模超預期，能夠對經濟和資本市場信心的回暖起到風向標作用。

本次財政“大禮包”無疑是振奮人心的，然而，市場仍然有較多投資人疑惑，“脫水版”的“大禮包”的規模到底是多少？我們的答案是：這次“大禮包”的實際規模，就是12萬億。“大禮包”推出之后，地方政府到2028年底需要償還的隱性債務規模就是從14.3萬億下降到2.3萬億。這個可能和市場主流觀點并不相同。

對于化債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的6萬億鮮有爭議，分三年償還，唯一的變數可能就在于償還節奏。對于隱性債務置換中的4萬億，市場普遍擔心的問題是，這個規模是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中出的，是不是就只是擠占了明年的地方政府專項債的額度，而并非新增，這反而損傷了明年政府的可用財力？其實并非如此。

從過去幾年來看，每年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額度均在兩會時由全國人大進行審議，每年并不相同，而在額度確定中，政府對當年經濟增長壓力的判斷可能是最重要的考量變量。例如疫情后，專項債額度相較疫情前的2018-2019年發生了系統性的提升，例如2018年是1.35萬億，而2024年已經達到了3.9萬億，幾乎是之前的三倍，要說政府是從存量中擠牙膏來化債，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本次藍佛安部長在新聞發布會上也指出，財政會結合明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實施更加給力的財政政策，擴大專項債券發行規模，說的也是這件事。這也意味著，明年的專項債發行規模，將會達到歷史新高，因此，這個4萬億，也是實打實的。

那讀者可能困惑的問題是：都是化債，為何要把6萬億和4萬億分開？

這是由于這個4萬億開始于2024年，應當是在2023年底或2024年年初已經履行完了程序，因此無需再經過人大審批流程。但由于明年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規模的擴大，雖然它是之前履行的程序，但也仍然應當作為新增來看待。

中國地方政府專項債變動情況 數據來源：Wind

棚改隱債的問題，由于提到了2029年后到期的仍然按照原合同償還，很容易被人理解為并沒有什么用，只是說明了這部分還應當還。但實際并非如此。近些年來，我黨高度重視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要求各地在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的基礎上，穩妥化解存量，于2028年底前全部化解完畢。

我們首先必須明確，如果沒有這條的話，按照2028年全部化解完畢的要求，則即使棚改隱債在2028年底前并未到期，也應當在此期限前完成償還。本次藍部長提到的按原合同償還，則意味著棚改專項債也被從隱債化解規則中剔除了，也意味著當前5年地方政府化債壓力的系統性減輕。

綜合以上，從化債的角度看，本次財政“大禮包”給出的規模為12萬億，對應的地方政府償債壓力系統性地下降到了每年4600億。這和藍部長在發布會上的表態是一致的。

隱性債務置換，背后是一場解放思想的思維革命

針對隱性債務置換，市場普遍存在的另一個誤區是：由于發行的是地方政府專項債，并非以特別國債來進行債務置換，沒有改變“誰的孩子誰抱走”的本質，地方政府仍然會擔心債務壓頂，所以并不會有什么用。其實這種擔憂，似乎有點“杞人憂天”。

很直觀的一點是，納入地方政府專項債管理，并同時提高地方政府專項債限額，這意味著借新還舊的額度系統性提升了，介于專項債限額逐年增長的現實，這并非是暫時性的提高。

其次，從歷史來看，置換專項債發行期限一般是較長的，10年以上的專項債占比在七成以上，這也意味著，在地方政府的這兩任任期內都不需要擔心債務問題了。這對地方政府而言，是極大的減負，輕裝上陣，則可專注發展問題。

藍部長提到，從利息節約的角度，五年累計可節約6000億左右的地方政府利息支出。這又是什么概念呢？我國當前并未公布地方政府用于債務付息的支出金額，因此很難有直接對比；唯一可以比對的，是地方政府的年度財政支出。我國2023年財政支出22.5萬億，按照每年節約1200億來算，則相當于地方財政支出的0.5%左右，相對GDP的占比，則在0.1%附近，這個是直接的增量，從長遠來看，則遠不止如此。

無論是中國央行的“9·24”新政，還是本次財政部的全責任化債方案，都體現了決策層對于資本、債務與經濟發展關系認知的新高度，“化債+新質生產力”就是本輪深水區偉大改革的核心方案，認識到這一點，就會對中國的改革充滿信心和希望。

上一次中國最偉大的市場化改革，就在本世紀初的化債中誕生。本世紀初的政策組合是：化債+WTO開放，最終既解決了經濟安全問題，又解決了增長新動力的問題。本次的方案是：化債+新質生產力，既解決安全問題，又解決增長新動力的問題，實現高質量發展。代表性的地方經濟模式，包括利用全球化紅利、以市場換技術和外向型經濟為導向的浦東模式，以及利用政府招商打通內生自主創新和資本市場良性循環的合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