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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經濟學人》刊發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難得地承認現今的資本主義正向上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高峰期退化——財閥掌握了國家大部分的財富，并通過賄賂政客為自己謀利；并為此特別發布了“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報告。上榜的23個國家和地區中，奉行自由經濟政策的英、美、俄、香港、新加坡，其裙帶資本主義嚴重程度均排在中國內地之前。尤其號稱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以超過第二名俄羅斯3倍的大比分“獨占鰲頭”。

按照經濟學人給出的計算方式，賭博、煤炭、棕櫚油、木材、軍工、銀行業、基礎設施、石化、港口和機場、房地產、鋼鐵冶金和采掘、公用事業和通訊等十個行業被視為需要統計的“尋租行業”，依靠這十個行業產生的億萬富翁財產占GDP的比重就形成了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雖然經濟學人強調從事“尋租行業”的富豪未必有腐敗或違法行為，但還是主張這些容易壟斷、需要牌照或政府參與的行業更容易產生腐敗。

報告令人感興趣的現象有兩個：一是與其他22個國家和地區相比，秉承積極不干預政策的香港政府管治最少，權力也最小，但其裙帶資本主義指數卻最高，而且遠超第二名；與主流西方經濟學宣揚的政府越少干預，市場競爭越充分，尋租行為越少的理論完全背道而馳。二是香港政府處理程序性事務效率高，也少有貪腐傳聞，但對降低裙帶資本主義卻毫無幫助。

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名，香港以超過第二名俄羅斯3倍的大比分獨占鰲頭

上述問題的答案也許可以從報告對中國內地的評價里管窺一斑。研究者認為，由于大部分自然資源和銀行歸屬國有，尋租行業帶來的巨額財富并未像其它國家一樣落入私人手中。反觀有著“李家城”之名的香港，富豪多從事房地產、能源、公用事業、基礎設施、港口等行業，導致極大的貧富差距，獲得遠超其他國家地區的分數也就毫不意外了。

實際上，即使是主流西方經濟學，在強調減少政府壟斷的同時，也要求政府監管以提供幫助保證市場公平競爭，但這很少成為歐美媒體宣傳的重點。從1890年開始，美國連續頒布多部反壟斷法，以解決19世紀末“鍍金時代”的超級托拉斯，“大蕭條”后更是通過限制行業巨頭和建立社會保障來保證經濟公平，這些措施無不利用政府強力干預來限制行業內出現一家獨大式的壟斷巨頭。僅僅片面強調不干預，本質助長了寡頭們利用壟斷地位攫取超級利潤、傷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尤其對于有天然壟斷性的基礎設施、交通、公用事業，以及中心城區的房地產業而言，自由競爭本就不可能存在，政府名義上的不干預只會蛻變成對壟斷者的變相保護，香港年年盈利卻年年加價的兩大電力公司及港鐵公司就是最好的寫照。

同樣，一旦政府決定放手不干預經濟，干練的行政反而會助推寡頭們更快地積累財富，審批和程序越簡單，資本所能發揮的力量就越大，結果是高效的港府以更高的效率制造著香港的億萬富豪。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也不容忽視——香港回歸前，最高行政長官以及大量高級公務員是由英國本土直接派遣而來。英籍港督和高官與本地資本的聯系相對較少，之前在英國中央政府或其他地區部門的行政經歷也令他們對經濟管理的復雜性有更深認識。外派來的官員既不愿通過不作為令本地財團牟利，也很難淪陷在“第一自由經濟體”、“積極不干預”等理論迷霧之中不可自拔，加之“殖民者”的強勢地位，反而會做出一些強力的管理舉動。例如第25任港督麥浩理曾通過推行十年建屋計劃為上百萬居民提供公屋，任內開始啟動修建地鐵計劃和九年免費教育；代理港督鐘逸杰在政務司任上曾大力推動沙田和新界的新市鎮建設；第27屆港督衛奕信任期內成立了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即使是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曾推動過反壟斷法的實施。

實際上，通過官員在地方和中央，以及各地方之間的調動，或由中央政府直接干預，本來就是限制利益集團發展，保證社會公平的有力手段。內地強調政府主官不能全部由本地人擔任，升遷看重中央或異地工作經驗也是同理。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卻缺少與中央或內地其它地區官員“輪崗”這一助益，導致完全本地化的政府官員既缺少眼界和經歷，又與本港富豪聯系過于密切，更易受到社會媒體的誘導和壓力，推出的經濟政策不是如董建華時期的“八萬五公屋”一樣夭折，就是如曾蔭權的“教育產業政策”一樣不知所云、徒糜公帑。

不僅如此，單薄的香港政府還把中央政府送來的“惠港”利益通過這種名為“自由”、實為“裙帶”的方式拱手讓給香港的超級富豪們?；貧w十幾年，即使在內地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貧富差距也沒有縮小，普通民眾的生活還被日益高漲的房租、交通費和煤水電等公用事業費盤剝，港人由此“仇富”之心大熾，連帶中央政府受累也并非毫無道理。

《經濟學人》的報告同時公布了2007年的指數排名，前后兩次香港均排名第一，可見香港的本地化小政府已經完全無力解決裙帶資本主義的痼疾?；貧w早期為維護香港社會穩定而構建的中央政府與本地富豪、精英合作的模式，今天看來已弊端盡顯；長遠而言，中央應加強內地與香港間政府交流和官員交流，避免港府成為某些小圈子的玩物，從而促進兩地經濟共同發展，保證優惠真正落在普通港人頭上。